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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北京八宝山将举行国际著名生化学家、近代中国生物化学的奠基人之一邹承鲁院士遗体告别仪式。专程赶往北京参加向邹先生告别仪式的他的两位学生许根俊院士和王恩多院士昨晚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许根俊：他没有门户之见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生化细胞所研究员许根俊说，他对邹先生感受最深的有两点，首先他是完全凭事实来说话，没有根据的话从来不说。他反对的东西都是没有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的、没根据的所谓突破性成果。对真正有才能的、好的东西他没有门户之见。即使和他合不来的人，只要工作做得确实好，他还是会给予客观评价。许根俊认为这点很难得。
此外，邹先生不仅自己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如他领导的研究组在牛胰岛素硫硫键拆合上所做的工作就是为国际同行所公认的突破性的工作)，而且他非常鼓励学生做创新性的工作。许根俊以自己为例说，他是1957年从复旦毕业后分到上海生化所工作，邹先生当时是他的导师，给了他2个题目。在做第2个题目时，许根俊发现了一个新问题，他提出后，邹先生很鼓励他去尝试，做出结果后邹先生极力推荐他升为助理研究员。
许根俊说，邹先生平时很少流露感情，也很少夸奖人，但他对人很真诚，“几十年来我和邹先生的交往称得上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一点没有世俗成分。我生病的时候他非常关心我，经常打电话问我恢复的情况。对其他学生也一样，有个学生被打成右派，他一直关心他”。
王恩多：影响我一生的人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生化细胞所研究员王恩多，是邹先生文革前在上海带的最后一位研究生。
追忆自己的恩师，王恩多觉得邹先生所给予她的东西将使她终身受益。首先是他治学的态度，怎么做科研，以什么态度做科研，邹先生都有自己鲜明的态度。如在论文署名上，他曾经说过，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你做的就应署名，因为署名表示你要承担责任。没有参与的一定不要署名。王恩多说她此后在自己学生论文上署名一直很谨慎，学生的论文除非亲自参与并且满意了才会署名。
外界在评价邹先生时，多强调他在维护科学道德、倡导求真学风方面的贡献，而在王恩多看来，邹先生首先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是一位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难得的领军人物：邹先生获得过2次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四次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这一纪录很少有人能够打破。
王恩多11月15日到北京领取“何梁何利奖”时还去医院看过先生，王恩多说：“当时他身体已经很弱了，但是看见我还是很高兴。他说，你说我听，我讲了颁奖的事情。他听了很高兴。我说我还要去看他的，没想到那次竟成了最后一面。”
他曾和文汇报一同呼吁 科学家不应做“广告明星”
两位院士在接受采访时都说，邹先生和文汇报有缘的，他生前曾多次在文汇报上撰文或接受采访，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两位院士的话也引起了记者的追忆。在记者的回忆中有几件事印象很深。
2001年10月22日，邹先生在本报发表《科学家不应做“广告明星”》的署名文章，这篇文章针对此前曾沸沸扬扬的“核酸风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核酸营养之争在学术上没有多大意义，只不过是一个商业炒作。它的根本是学术道德的问题。
2003年初，针对当时国内科技界出现的一名普通留美技术人员一举成为“世界生物科学界顶尖级人物”等几起科学界过度炒作事件，当时已77岁高龄的邹先生和饶毅等学者首先站出来，他们在写给本报的一封联名信中，对当时轰动一时的“基因皇后”一事提出公开质疑：“我们不是不知道公开自己意见的后果，但如果对类似的过分炒作视而不见、缄口不言，我们担心必将损害中国科技界的形象和长远利益。为了科学的声誉和自己的良心，我们不得不泼上一杯冷水……”
韩国黄禹锡造假事件发生后，邹先生又于今年1月22日在本报《科技文摘》专版上发表《敢扬家丑才能避免家丑》的署名文章，指出我们一些单位应从黄禹锡事件中吸取教训：如果对丑闻采取容忍,甚至默许的态度，实际上的效果是欲盖弥彰，只能对该单位或某当事人在学术界的声誉起到极其恶劣的作用，最终结果只能促使类似家丑的不断发生。
记者大致浏览一下，2000年以来，邹承鲁先生先后在本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和接受采访的文章有二十多篇。作为从事科学报道的记者，追忆这些文章的形成过程中邹先生的科学态度，对今后做好科学报道将是难以估量的财富。
本报记者 江世亮 任荃 实习生 杨婧
邹承鲁近年在本报发表及接受采访的部分文章
邹承鲁：科学家不应做“广告明星”(2001-10-10)
赞同重提“老中青三结合”——邹承鲁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谈科研体制(2001-10-31)
邹承鲁：一等奖为何连续空缺？(2002-3-25)
为某些“大科学项目”泼冷水——邹承鲁等多位中国学者坦陈科技体制“要害”(2004-11-18)
邹承鲁：敢扬家丑才能避免家丑(2006-1-22)
邹承鲁在进行科学研究。 (资料照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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