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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她的照片中几乎从未张嘴笑过：她的牙齿不好，而她又十分注意自己的外表。说实话，她关心所有事物的外表：她需要世界是一个平静而确切、和睦而有序的地方。但现实是眼花缭乱的，趋于混乱，不管我们如何设法使它服从我们的要求；这样，从40岁起阿加莎胖了许多，变成了一位丰胸肥臀的壮妇。她过去一直很苗条（她自己负责在所有的自传里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一点，就像某人提及一件几乎奇迹般的事情，一件对他人来说不可置信的奇事，或许连她自己都不会相信），因而这种突然和决定性的发福，自己将要被禁闭在一个巨大的躯体里度过后半辈子，这大概加剧了她内心的灾难意识。因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生存变成一场长期的逃避黑暗，一场与混乱的秘密斗争。
她出生于1890年；因此她属于那代不得不超越维多利亚时代的遗产，还要直面帝国最初衰败的不列颠人。维多利亚主义已经树立了像一只铅桶那么坚定和明确的世界观：一切事物各居其位，一切都有存在的理由，现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美丽与法则是可以相提并论的。这种精确的梦想在19世纪末摔得粉碎。达尔文解释说神的预言没有按照我们的模样来创造人和动物，而我们的进化打上了偶然和任意的跳跃烙印。人们发现了具有流动习惯的有害无形分子细菌，因而疾病不再是上帝的一种惩罚或检验，它变成了一个坏运气问题。更有甚者，在所有这些不安和如此多的变化当中，爱因斯坦于1905年抛出了他的相对论，声称连时间和空间都不可靠。20世纪带着它所有的恐惧、无序和战争慌忙来临。维多利亚主义静止的巨大架构伴随着泰坦尼克号的海上临终喘息倒塌了。
维多利亚时代的继承人急忙证实这场海难：“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利顿·斯特雷奇等）接受生存的无序和破裂来建构他们的作品，于是从文学的角度进入了20世纪。相反，阿加莎虽然属于同一代人（她比弗吉尼亚小8岁），但她一生都在同混乱作斗争。她想蔑视这种混乱，试图恢复先前那个有秩序有规则的世界，那个她童年时代完美无缺的世界。所以她的侦探作品（79部小说，19部剧本）是完全可以解释的环形世界，是不只舒心而且健脑的数学游戏，那是可预见的世界，在那里，好与坏占据着预定的位置。
为何有那种堵住漏水洞的渴望？为何无法忍受深渊的稍微显露？谁知道是什么东西使我们每个人成为自己：性格的遗传，早年的变故。阿加莎是一位花花公子的小女儿，他那么高兴地挥霍掉自己的年金，以至于死时没给家人留下一分钱，那时阿加莎年仅11岁。于是，这个未来的女作家小小年纪就认识到孤儿的处境、破产和一个占有欲强、抑郁的母亲那种令人窒息的爱，从此她不得不照顾母亲。这一切都仿佛是黑暗中伸出魔爪的怪物。
阿加莎很了解那个内心的怪物，那个她一生逃避的迫害者。在她的自传中，阿加莎准确地讲述了一个童年时代的可怕记忆：那时她只有五六岁，在法国度假，夏天的一次散步中，一位十分和蔼的导游为了送给阿加莎一个礼物，捉到一只漂亮的蝴蝶，用一只别针穿过它。导游把那只蝴蝶别在女孩的草帽上。几个小时里，在童年那段静止和没有终结的时间里，这群人在田野散步，而蝴蝶绝望地振翼，在草帽檐上奄奄一息。阿加莎被恐惧吓呆了，她哭不出来，也说不出话来：只能因他人痛苦的疯狂而十分难过。那种无言，那种无法面对可怕之事，数年后在她一生中最出名、最具象征性的事件中——她的失踪——再次吞噬了她。
阿加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阿尔奇·克里斯蒂结婚，他是一个竞技航空飞行员，富有魅力，但不成熟，而且好像相当愚蠢。阿尔奇给了她克里斯蒂这一姓氏（过去阿加莎姓米勒），并且是她唯一的女儿罗莎琳德的父亲；他们曾有过几年青春火热的岁月，因为阿加莎富有冒险性格，总是乐意把小女儿留在外祖母的手里，与丈夫外出一年周游世界，他们曾在加拿大的亚硫海水中沐浴（她是个优秀的游泳选手），在夏威夷重重的木板上冲浪。她的第一部小说《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已有波洛这个人物，1920年出版后获得很大成功。世界此时看似一个完美的地方。
但是那个迫害者就在附近。她与阿尔奇的关系开始恶化：他只对打高尔夫球感兴趣。阿加莎总是尽量做一个理想的妻子（和理想的女儿，理想的邻居。前面已经说过，对她而言，世界应该是一个舒适和按照惯例招人喜爱的地方），为了陪伴阿尔奇，她也学会了打高尔夫球，但内心却感到无聊，无法忍受。尽管如此，她是永远不会终止这种夫妻关系的：那个时代这事是不能做的，更不用说由她来做这事。她那么乐意在黑暗面前闭上眼睛，准备好以自己的想象来掩盖那些她不喜欢的东西，她那么习惯在自己面前佯装——把嘴闭上就看不见破牙：如果看不见它们，破牙就不存在。
灾难从阿加莎的母亲去世开始。克拉拉，占有欲强的克拉拉突然死去。极度抑郁的女作家回到母亲的庄园料理后事：在那里，她自然被混乱的魔爪逮住了。这是她童年的家，但现在却荒芜、破碎，房顶脱落，房间锁闭，客厅满是某个死者用过的尘土飞扬的破烂家什。自私的阿尔奇不喜欢任何问题，他搬到伦敦的俱乐部生活，几个月后露面，仅仅为了告知他爱上了一个名叫南希·尼尔、跟他打高尔夫球的小姐，他要与阿加莎分居。那是最终的打击。
1926年12月3日夜里阿加莎失踪了。大约11点钟她开着自己的车离开自家的古老庄园；几个小时后车子在一条离家不远的路堤中央被找到，车门开着，车上还有阿加莎的大衣和箱子。但大地好像吞噬了她。那时阿加莎已是一位知名作家；她的失踪引起了各种猜测。有人说她死了（或被暗杀了），另一些人说她和一个男人私奔了，许多人认为这是一场广告炒作或作家本人的一个出格玩笑，她试图这样以实践的方式表明她的某个小说情节的可行性：不留痕迹的失踪方式。
11天之后，12月14号，在哈罗盖特的水疗饭店，一个很体面的温泉疗养地，人们找到了她。是在晚饭时间；当阿加莎从房间下来去餐厅时，得到警察通知的阿尔奇走近她。女作家看着阿尔奇，仿佛某人还没认出门卫的脸，但她优雅地准许他陪自己到餐桌前。她已经完全失去了记忆（她逃跑了，逃离她自身）；她在那个饭店住了10天，洗浴，和其他客人玩牌，与他们评论失踪女作家的奇怪事件。她是用特雷莎·尼尔这个伤心的名字（她的高尔夫对手南希·尼尔的同一个姓）登记的，12月11日那天，当看到自己没有收到任何信件时，她担心了，在《泰晤士报》上发了一个通告：“特雷莎·尼尔的朋友们和亲戚们，请与她联系。哈罗盖特水疗饭店。”自然，她没收到任何回复。
在她厚厚的自传中没有出现有关这个事件的任何叙述：可能把她给吓坏了。也没有任何提及南希·尼尔的地方。的确，她一辈子都没有公开谈过自己失去记忆的那件奇怪事。阿加莎接受了精神病学的帮助，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重构曾发生的事情：但看来她永远没有完全恢复那些日子的记忆。在克里斯蒂的书里从未留下一个有待澄清的线索，一个有待衔接的环节，一个有待吻合的部件；但不管她多么操心费神，不管她如何试图以文学咒语来保护自己免遭厄运，在实际生活中她的确制造了一次缺席，一个缺陷，一条裂缝。阿加莎一直不得不在内心拖曳着那些没有记忆的小时，那个巢居着她的恐惧和疯狂的黑洞，或人们称为疯狂的东西，或许它就是对无法生存的强烈恐惧，是对世界和自身的不解。
在阿加莎用笔名玛丽·韦斯特马科特写的6本严肃的作品中，暗示性地出现了现实是不连续的这种不安直觉。那是一些没有侦探情节的情感小说，风格朴实，拙于雕琢，但作家认为它们是她创作的最好作品。阿加莎偏爱的作品《在春天离去》，讲述的正是一个因循守旧、表面幸福的资产阶级妇女的危机，她突然明白自己的生活不是她所认为的那样。或者说，她突然发现了世界的裂缝，那些阿加莎如此执意要缝补的现实破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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