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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奇怪的，有时，记忆像个最吝啬的精灵，选择那些当时零碎枝节的细部，留了下来，而且越在脑海中留得久，印痕越深，越在时光之后存放，越放大得清晰。记忆是对人生的一种珍惜，这种珍惜又使我记得我曾经珍惜过的事情。
不知道现在的《语文》课本中，还有没有王愿坚的《七根火柴》了。这篇回忆录，从七根火柴的角度，写下了红军过草地的千辛万苦。这是一个短篇纪实文学，每次一看到那些动辄数十万字的“巨型报告文学”作品，我就想到了《七根火柴》。我以为这是一篇写长征的经典作品，用一个红军战士对七根火柴的珍惜，表现了一场举世瞩目的长征壮举中人性的光彩。
我们生活的现实，已经到了处处声光电的五光十色时代。我记得，在我少年时期，最困难的岁月，我们珍惜每一根火柴。那是疯狂的大跃进之后的“三年灾害”时期，物质到了空前匮乏的底线，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配给，都要凭票证定量供应。我记得，有粮票，粮票还分粗粮票、细粮票、全国粮票、省粮票等。县里自制的粮票叫“搭伙证”，不能流通购买粮食，只供在单位食堂就餐，然后各个单位的食堂可以用它到粮站购买粮食。此外还有食油票（每月三两），棉花票（每年半斤），糖票（每月半斤），糕点票（每月半斤），布票（最少的一年每人一尺五寸），肥皂票（每人一块），肉票（最少的一年每人每月半斤），蜂窝煤票（城市居民专有）、煤油票（电力不足的小城市居民）等等，还有逢年过节发的茶叶票、香烟票、豆瓣酱票、酒票、豆腐票……如果要了解中国人在1960年前后维持生命的最低生活的最低保障，就可以去调查一下那个时候的城市居民的票证发放情况。那些邮票大小的票证，让人们感到生命的依靠。在所有票证中，还有一种叫火柴票。
说到火柴，我们就会想起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个可怜的小女孩，在寒冷的冬夜用火柴的光，点燃了自己的梦想，让生命最后时刻有些许光明和温暖。但我在读这个课文的年代，正是中国人连火柴也需要票证才能买到的年代，因此，这小女孩不断划燃火柴的举动，在我们那一代孩子眼中，也许显得太奢侈了。我们更理解《七根火柴》，知道每划一根火柴，都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有一年，在我的记忆中，火柴也要凭票供应，一家两盒火柴。火柴在那时不贵，两分钱一盒，但没有票，也买不到。两盒火柴，不足两百支，平均每天六支。烧三顿饭，晚上停电点煤油灯，点蚊香，还不是每一根都能划燃。两盒火柴，一个家庭维持生存最低的需用量。如果家里有一个抽烟的人，这就不够用了，两分钱的火柴就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摆在全家人的面前。
四分钱，两盒火柴，在那个饥饿和寒冷的年代，让我看到了母亲坚韧而乐观的灵魂。我在一篇小文章里说过下面的这个细节。那时候每天清晨，学校大食堂烧早饭的时候，烧柴草的灶孔下，堆着从灶里落下的柴草灰烬，灰烬中还有没有熄灭的红炭渣。下放到大凉山当师范学校老师的母亲，就到伙房的灶孔去端一盆柴草灰。压得紧紧的一盆炭灰，可以从早上到下午都保持着热气，用小火钳拨开灰烬，还有豆粒般星星点点的小火炭。就这样，不仅能取暖，还能省下火柴，留在没有炭灰的时候用。
用手指捏着火柴，划一下，噗地燃起来，那火花真好看。小心地点燃煤油灯，黑黝黝的屋子顿时有橘黄色的光亮。“真好啊，有火柴的时候，就不怕停电。”这是我最早的对光明的礼赞。在那个最寒冷的冬季，我们家除了每月两盒火柴，母亲还有一份“特珠的供给”——每月一斤肉，一斤黄豆，两条香烟。这是配给“老红军资格”的待遇。母亲虽然被下放到大凉山当一名普通的教师，但不知为什么，这个待遇没有取消，让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了这点奢侈品。买肉的时候尽量挑肥一点的，连皮带骨头的一斤肉，把皮和骨头加上青菜做一锅肉汤。剩下的肥肉熬成油，把瘦肉剁成肉末，在热油里做熟了，然后一起放在一只小碗里，一小碗有肉渣的猪油。以后的一个月，做菜的时候，放上小半勺，青菜就有了肉味了。
一根火柴点亮油灯，半勺油煮一碗青菜，在那个最困难的年月，在那个叫大凉山的深山里，让我感受到母爱，那么真切，那么细腻。
今天是母亲的祭日，她走了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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