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陇德接受本报独家专访。廖怀凌摄

　　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在人民大会堂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建议依靠民间组织深入特殊人群开展宣教

　　本报记者廖怀凌

　　今天：世界艾滋病日

　　主题：遏制艾滋履行承诺

　　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是“遏制艾滋、履行承诺”。卫生部、美中艾滋病基金会、全球企业抗击艾滋病联合会等联合制作的“抗击艾滋病”大型国际纪录片《走得更近》中国版今晚将在中央电视台首播。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在该纪录片的首发仪式上，接受羊城晚报独家专访，对最近在国内引起广泛争议的重庆官员扮嫖客暗访、广州疾控人员教“小姐”戴套”、男同性恋以及男性提供性服务人群等敏感话题进行了探讨。

　　“我称之为‘商业性行为人群’”

　　本报记者：这几天来，一些城市在实施“娱乐场所100%安全套项目”的具体做法上，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论，例如重庆市九龙坡区疾控中心成立20余人的督导小组，假扮嫖客去考察“小姐”的安全套使用情况；广州市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人员扮嫖客摸查娱乐场所，并教“小姐”劝嫖客戴套等，卫生部是否支持上述行为？

　　王陇德：首先我不赞成使用“小姐”、“性工作者”等称呼。前者把一个普通称呼“特殊化”容易引起误会；后者则等于承认了这一“职业”的合法性。我称之为“商业性行为人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在艾滋病防控中不可忽视的群体。根据一些国家的经验，对这些高危人群的干预措施至少要落实到60%，才能比较有效遏制艾滋病向普通人群的传播。但是具体的操作上，由政府官员直接对商业性行为者进行暗访、宣教不太合适。这时就要充分引导和发挥非政府组织作用，后者在艾滋病的一些防治领域，可以发挥政府组织发挥不到的作用。建议疾控人员对志愿者进行培训，通过志愿者去教育特殊人群。

　　“‘不明途径感染’其实就是‘性途径’”

　　本报记者：您在有关讲座中曾经提到，吸毒和性传播是新发感染的主要途径，2005年疫情的重要特点是，新发感染者中性传播所占的比例超过了吸毒，性传播达到49.8%，吸毒传播为48.6%，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性传播作为第一位传播途径以后，传播速度会加快。据广东省卫生厅的统计，性途径和静脉吸毒途径感染的比例为3：7，这是不是因为广东吸毒人群太多，或者说明广东的疫情发展相对滞后于全国的发展趋势？

　　王陇德：性传播已经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染的第一因素，以卖血、吸毒为主因的特殊时期已经过去。广东的感染途径统计中，相当一部分属于“不明途径感染”者，我认为，这些没有明确的吸毒史、不洁献输血史的“不明途径”大多是性途径，只是当事人不愿意承认而已。如果把这些“不明途径感染”加入“性途径”，那么广东的传播规律和中国以及世界的普遍传播规律是相吻合的。

　　“‘鸭子人群’和‘男男性行为’非常值得注意”

　　本报记者：哪些是艾滋病传播的高危人群？您对这些人群的真实状态了解吗？

　　王陇德：商业性行为人群、吸毒者、同性恋者、嫖客等都属于高危人群，其中，商业性行为人群还包括女性和男性。最近通过调查，还发现一个在艾滋病控制工作中非常值得注意的高危人群，就是俗称的“鸭子人群”。在我国西部一个中等发达城市，省艾滋病防治协会深入到“线人”中，在20个酒吧和迪厅对86名“鸭子人群”进行了一次调查。

　　“鸭子人群”艾滋病感染的危险性丝毫不低于其他商业性行为人群。“鸭子人群”实际上是男性提供性服务人群，他们主要活动在酒吧、迪厅，为单身或者留守的富婆提供男性性服务。其特点表现为，隐蔽性强，综合素质低。在调查的“鸭子人群”中，基本没有固定职业，文化程度都很低，年龄最小的17岁，最大的28岁；他们一般都是晚上活动，性活动频率非常高，最多的每周14次；他们的活动特点不利于了解艾滋病防治知识，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和安全套使用率都非常低；他们同时还存在着吸毒现象，很大一部分是静脉吸毒人群。所以，这一人群也是高危人群，给我国的艾滋病传播造成了很大的危险。

　　在我国艾滋病传播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群———同性恋人群，我们以往对这个人群注意不够。去年我召集了一个小型的同性恋人群志愿者座谈会，了解到同性恋人群的活动和感染情况。我国同性恋人群的特点非常值得注意。国外一些同性恋者在思维观念上就是同性恋，只有同性性关系，没有异性性关系。而在我国，文化传统、社会的观念是不同的，同性恋者往往还有自己的家庭，既有同性性关系，又有异性性关系。这给我国艾滋病传播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因为直肠粘膜组织非常容易破损，所以，同性性行为感染的危险度比异性性行为还要大。

　　通过座谈，我还了解到，我国现在不单有男性同性恋的传播问题，还有更为严重的男男性行为问题。现在，一些农民工到城市找不到工作，其中一些年轻人就在僻静的地方、公共厕所、浴池提供男男性服务。其费用便宜，每天的性行为次数频繁，有多个性伴。这种状况非常危险，在我国艾滋病传播中将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央防治经费2005年已增至8亿”

　　本报记者：国家对控制艾滋病蔓延有哪些新的措施？

　　王陇德：近年来各级政府都加大了防治经费的投入。国家加强了血站和疾病控制机构的建设，提高了防治能力。中央的防治经费从2003年的3.9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8亿元人民币，其中7亿多元是中央支持地方的转移支付经费，地方财政也明显加大了投入。全国妇联、卫生部、国艾办将共同发起“12·1”关注孤儿万户爱心家庭公益行动，动员社会各界关注孤儿，共同搭建慈善公益平台，为孤儿寻找万户爱心家庭，作为政府孤儿政策的重要补充和完善，维护儿童的生存发展权。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艾滋病防治政策宣讲团将陆续赴河北、安徽、河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甘肃、新疆等9省(区)开展艾滋病防治政策宣讲活动。到2007年底，宣讲将覆盖全国90%的县级以上干部。

(责任编辑：黄成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