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难幸存者”到“空难制造者”

　　乔•夏基／文　朔风／编译

　　今年9月，巴西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空难，一架小型商务飞机和一架波音客机在空中相撞，只有7个人幸存。正当这些幸存者感谢老天眷顾时，他们的命运再度来了个急转弯：全部沦为阶下囚，被怀疑是他们制造了这起空难。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空难幸存者之一、美国《纽约时报》的撰稿人乔•夏基日前在《星期日泰晤士杂志》上撰文，披露了整个过程。

    搭便机惹来大麻烦

　　今年9月29日下午4时，巴西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空难，一架小型商务飞机在8000多米的高空，与一架波音客机相撞。事故如此严重，谁也不会想到会有幸存者。我和其他6个人从商务飞机的残骸里爬了出来，那架客机上的154人全部丧命。

　　1个月后，当我从梦中突然醒来，仍然能听到那震耳欲聋的碰撞声。撞机事故发生时，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记得我们那架被撞坏了一个机翼、速度、高度全都失去控制的飞机，在亚马孙丛林中的一个军事基地紧急着陆。此后，我才知道，我们的飞机与一架在同一航线、同一高度上飞行的波音737客机相撞。空难发生前，我们的目的地是巴西西北部城市马瑙斯，计划在那里过夜，在黎明时分起床，乘船去看日出，然后乘飞机回美国纽约。

　　我们乘坐的是一架13座的“Legacy　600”飞机。当时我正在巴西采访一位飞机制造商。纽约一家包机公司的副总裁大卫•里米尔问我想不想搭便机回家。我立即接受了里米尔的建议。没有想到，这次搭便机竟然给我带来了一连串的大麻烦。

　　“我们被撞了”

　　飞机在下午2时10分起飞。飞行了1个小时后，我们即将到达亚马孙丛林的边缘。我走向驾驶舱，门开着。我站在两名美国飞行员座位后的过道里。飞机仪表盘上的高度为8230米。

　　我们并没有看见，正前方飞来一架波音737客机。后来我才知道，这架飞机要飞往巴西利亚，机上有154人。

　　我取出笔记本电脑，开始整理采访飞机制造商的录音。突然传来一声巨响，营销经理亨利•延德尔喊道：“我们被撞了！”随后是一阵剧烈的摇晃。我掀开窗帘向外望去，心里一沉。我们飞机的机翼被撕掉了大约1．2米！我想看看飞行员有什么反应。两名飞行员一点儿不惊慌，但毫无疑问，我们遇到了大麻烦。

　　我们继续往前飞，飞行员一边极力控制飞机，一边在地图上寻找丛林里有没有适合降落的地方。可是，没有。我们想和巴西利亚或马瑙斯的机场塔台取得联系，但根本联系不上。

　　生命里最后的几分钟

　　飞机的伤势令人担忧，燃料开始泄漏，我们正在失去飞行的速度和高度。虽然没有人大喊“我们要掉下去了”，但我很清楚：我们正撞向地面。我们把能找到的东西统统塞到座椅下，把自己固定在座椅上。飞行员告诉我们，飞机的机翼最多只能支撑15分钟。

　　我想到了南希——我结发22年的妻子，我的女儿——28岁的卡罗琳和34岁的丽萨，我的儿子——25岁的克里斯托弗，我的父母，朋友，还有我家的两只鹦鹉。我掏出笔记本，迅速给我妻子写了几句话：“我爱你，亲爱的。请永远记住这句话。你让我的生活变得美好。我死也值了。”我把这页纸折好，摸出钱包，把纸塞进去，然后把钱包放进裤兜里。然后我想：会伤得多重呢？接着我又嘲笑自己：在生命里的最后几分钟，竟然还在想这样愚蠢的问题。

　　我闭上眼睛，等待灵魂升天。座舱里突然传出飞行员莱波利惊喜的喊声：“我看到了一座机场！”我们往窗外看去，丛林里奇迹般地出现了一条飞机跑道！我听过一个笑话：在一架有自动驾驶系统的飞机上，只需要3个机组成员：一只猴子、一个有驾照的飞行员和一条狗。猴子的工作是驾驶飞机，飞行员的工作是陪伴猴子，狗的工作则是，如果飞行员去

　　摸控制杆，就去咬他。但我们此时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自动驾驶系统失灵，两名飞行员靠4只手和4条腿，与飞速向下滑落的飞机搏斗，试图让飞机在坠毁前在跑道上滑行。

　　刚出虎穴　又入龙潭

　　飞机终于亲吻了跑道，发出一声尖叫，轮胎冒出了浓烟。安全着陆，我们跌跌撞撞地逃出了飞机，却发现，自己被巴西的军队团团围住。

　　太阳已经落到了树丛后面，但我们仍能清楚地看到机翼、机尾受损的情况：飞机几乎被撕去了半截。我们竟然能从这样的飞机上逃命，简直不可思议！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我们撞上了秃鹫？“开什么玩笑！”有人说，“在8000多米的高空撞上秃鹫？”

　　我们成了这座军事基地的“俘虏”，但军方对我们很好。他们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有床铺的兵营里，我们几个“俘虏”甚至可以使用首长办公室的电话。军方确认了我的记者身份，可是轮到我打电话时，电话还是“罢工”了。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有电脑的兵营，费尽力气，终于说服一名士兵允许我给我妻子发一封电子邮件。

　　我们喝着冰镇啤酒，吃着热饭，谈论我们是怎么活下来的。有人开玩笑说，也可能我们都已经死了，这座兵营就是我们开始死后生活的“地狱”。我们把自己称为“亚马孙7人组”，约定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聚会一次，交流如何度过我们来之不易的余生。

　　饭吃了一半的时候，我们这些幸存者中惟一会说葡萄牙语的巴奇曼被叫到了兵营指挥官的办公室。10分钟后他回来了，脸色煞白：“我刚才被告知，一架客机和我们的飞机相撞，之后就掉进了丛林里。”

　　空难幸存者成了“凶手”

　　此刻，我们终于知道，我们的飞机究竟撞到了什么。我们愣在那里，好长时间没有说一句话。后来我们得知，那架客机上的人全部遇难，很多烧焦的尸体几天后才被找到。飞行员莱波利说：“我们不该活着，这没有道理。”我安慰他说：“我们能活下来，是因为你们俩救了我们。”但两位飞行员仍非常伤心。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遭到了软禁，然后被送到库亚巴市的警察局接受审问，就像我们蓄意制造了这起撞机事故一样。美国驻巴西大使馆的一名官员在库亚巴机场和我们见了面，这位官员的助手、一名美国空军上校安慰我们说：“我们将尽快把你们的事情处理完。”

　　随后，他告诉我们，要按巴西警方的要求填写一些表格和文件，说明我们的全名、住址、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还要写上我们父母的姓名、住址和出生日期。我问上校：“我们写这些东西干什么？”上校眨了眨眼睛说：“还是按他们的要求做吧。”

　　接下来，巴西派来一名医生为我们检查身体。我拒绝接受检查，大声把上校喊来。他劝我接受检查，否则要在巴西多呆好几周。他进一步解释说，检查身体是为了验证我们在巴西并没有受到虐待。

　　第二天早上6时30分，在飞行了一夜后，我终于回到了纽约。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巴西像开了锅一样，绝大多数媒体都出现了这样的声音：美国人的飞机，飞行高度错误，又不听塔台指挥，结果把巴西的客机撞下来。美国人没有死，巴西客机上的人却无一生还。此后，我收到了很多电子邮件，里面充斥着“死吧，凶手”、“你将为此付出代价”等字眼。

　　直到今天，关于这次空难的原因，仍然没有定论，我们飞机上的两位飞行员仍滞留巴西。

(责任编辑：赵志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