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

　　11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负责人通过答记者问的形式，向社会公开表态:在燃油税开征之前，征收养路费合法。

　　对此，身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同时也是一名执业律师的周泽，除了对上述解释的实体问题提出质疑之外，也对上述解释的程序问题提出两点疑义:“第一，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的答记者问是一种公共关系行为，相应负责人的答记者问，仅仅是在回应公众舆论，而不是针对他提交审查养路费征收法规、规章违法建议书这样一种公民权利的具体答复。第二，根据《立法法》，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无权解释法律，因而两部门负责人联合答记者问是不合法律规定的。”

　　周泽如此“较真儿”，把现行法律制度中的一项重大缺陷呈现到人们面前，这二十多年来，立法机关始终没有形成一套完整而有效运转的法律解释制度。

　　最高法院经常发布司法解释。但是，这种司法解释具有强烈的实用性，目的仅在于便利法院审理案件。另一个常见的解释者则是各个行政机关，很多法律都明确将其解释权授予国务院，还有很多法规、规章则将解释权干脆授予负责执行的行政机关。这就很容易出现一种情况:行政机关作为实施法律规章的主体，可以自行对法律进行解释，并将该解释强加于其管制的对象——民众或企业。而按道理，这两者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当居于平等地位。否则，行政机关很容易通过法律解释，扩大自己的管理权力，让自己不受法律的约束。

　　从这个角度看，比较可取的法律解释架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宪法，其余一切法律、尤其是各种行政法规的解释权授予最高法院，行政机关则不享有解释法律的权力。之所以由最高法院进行法律解释，因为司法过程最容易暴露法律、法规中存在的问题，而司法活动也迫切需要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另外，更重要的是，由最高法院进行解释又可以排除行政机关自己照顾自己、擅自扩大自己权力的倾向。而法治的要旨正在于，以法律约束权力。

　　如果这样进行改革，则法律解释的程序问题也会立刻得到基本解决。最高法院长期进行司法解释，已经形成了一套发现问题、进行讨论及形成解释、公开发布的完备程序，相反，立法机关几乎没有进行过法律解释，行政机关则习惯于内部操作，缺乏程序概念，其解释不为公众知晓，很难让法律、法规解释发挥正常效力。因而，让司法解释充当基本的法律解释渠道，乃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可行选择。

　　(原刊于《中国新闻周刊》，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