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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也斯
潘天寿（1897－1971），字大颐，号寿者，又号雷婆头峰寿者。浙江宁海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曾任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教授。1928年到国立艺术院任国画主任教授。1945年任国立艺专校长。1959年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曾任中国美术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著述有《中国绘画史》、《听天阁画谈随笔》。他是一代艺术大师和美术教育家。
一座气势恢弘的大门
2006年6月，初夏的午后，阳光好像罩着一层薄薄的云翳，走在南山路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下能感到一丝阴凉。过小桥，沿柳岸，踏着雕花石板路，一路湖光波影，在一栋栋有历史有故事的小楼前流连，在比肩而立的茶楼酒吧间穿行，不禁感慨南山路如今是更加的风情万种了。
出涌金门不过百米，便是中国屈指可数的高等艺术学府中国美术学院。美院有一座气势恢弘的门楼，这或许是杭州最独特的大学校门了。迎面就是方方正正的青灰色砖体墙面，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古拙大气中扫过一阵民族风。而中间的白色立柱又略带西洋气息，上复透明玻璃顶，使得本来略显巨大规则的格局顿生轻盈透亮之感。站在校门前，除了感受到它的气势外，还有一点亲切，因为种在门楼内的两丛竹子，淡墨般素雅，恰如嵌在框内的一幅中国画。
我想起了在这所高等学府教了近43年的书、做了14年校长的潘天寿。潘天寿作画喜欢“造险”与“造势”，比如画石头，他喜欢把石头画得触目惊心，有时候石头竟占据了五分之四的画面，然后笔锋一转，在石头上添几株小花小草，一大一小，一柔一刚，画面便有了奇异的效果。眼前这座大门，让人联想到潘天寿的“造险和破险”。
站在中国美院的大门前，能感受到一种坚实、厚重、沉静。我想这样的建筑风貌是不是正暗合了潘天寿的画风。看样子，大师的精神已经和这所学校融为一体了。
一幢拙朴的青砖小楼
我没有进美院，而是走进它旁边的景云村1号。这里原本是美院的宿舍，现在是“潘天寿纪念馆”。
它的青砖围墙几乎与中国美术学院是连着的。走进墙门，迎面一幢建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青砖小楼。坐北朝南，楼体极具棱角，其风格和中国美术学院的整体建筑几乎不分彼此。庭院草坪中竖立着一方汉白玉石，顶部呈自然断裂状,酷似一枚大型印章,钤盖在纪念馆中。这使得植有广玉兰、水杉、竹子、花草的庭院更像是一幅立体山水画卷，屋主的身份便凸现出来。
1957年潘天寿以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的身份搬进景云村1号，其时，中国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衰落，想像得出这样的场景吗：一个高高的身着长衫的老师面对着一个学生讲课。潘天寿在三十年代就有过这样的经历。直至五十年代中期，美术学院中不仅很少有学生肯学中国画，连教中国画的教师都请不到，甚至有人提出要取消这个画种。作为美院的院长，潘天寿感到了自己肩上的分量和一种无形的压力。
那天，也是这样的午后，天气还没有大热，潘天寿坐在书桌前，开始撰写《谁说“中国画必然淘汰”》一文，这是对提出取消中国画的观点的回应。但中国画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潘天寿不觉皱起了眉头。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在景云村1号的小楼里，他花了大量精力制定出了一整套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中国画教学体系。在这里，画家教学、写作、创作，达到了他一生中事业的顶峰。
小楼的门开着，坦然面对南山路上的灯红酒绿。庭院里没有杂沓的脚步，也没有纷乱的市声和拥挤，太阳已经偏西，陈列馆墙面上的爬山虎绿油油的，使得整座建筑充满生机，有风儿从广玉兰和水杉的叶间滑过，我看到树梢在轻轻晃动，坐在回廊下，依然能感觉到这里流溢着书画的墨香和五十年前的静定。画家生前没有高朋满座、门庭若市，我想，身后的寂静也是画家意愿的一种还原和延续。
一段师生情缘
走进门厅就是潘天寿的画室，墙上挂着经亨颐和李叔同写的对联。这两位是潘天寿就读浙江第一师范时的校长和老师。李叔同39岁那年，出家归佛，当时潘天寿是四年级的学生。
1918年5月，就在现在的杭州高级中学校园里，一幢两层楼的教学楼里靠近东面的大教室，李叔同正在为同学们讲解怎样画出物体的明暗，潘天寿眼睛盯着老师，却走神了，老师讲些什么他几乎没在意，心里想着等下课后，向李先生请教《三山书帖》。
下课已是下午四点，身穿黑布马褂的李叔同刚跨出教室，潘天寿腋下夹着一叠宣纸跟了上去，“李先生，我有几幅书法想请你看看。”“到我宿舍去吧。”李叔同看着这个西画成绩平平，但对中国画异常执著又十分勤奋的学生温和地说。他们两人边说边走向李叔同的宿舍。让潘天寿想不到的是，这是老师最后一次辅导他了，一个月之后，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潘天寿在绘画上已颇有名气，但他对当时美术界并不纯净的空气感到郁闷，在困惑中他找到了在烟霞洞修行的弘一法师（即李叔同），对老师诉说了也想出家的念头。然而，老师并不赞同学生的想法，以为出家也不一定是清静的，只要对艺术执著，出家在家都是一样的。老师直接打消了他的出家念头。从烟霞洞回来后，潘天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创作中。
潘天寿从一个学生到校长，直至成为美术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李叔同对他的影响依旧存在。他将自己的画室取名为“止止室”，意在“名”前止步，“利”前止步。在他晚年惨遭迫害时，他自悔的还是逃名不远，这是后话。
一个穿长衫的人
1928年4月10日，杭州国立艺专在西湖孤山边的罗苑举行开学典礼，罗苑原本是哈同的私家花园，除了精美的建筑和奇花异木外，还独占了西湖的湖光山色作为其得天独厚的大背景。正是莺飞草长时节，庭院内一派喜气。，艺专学生在临湖的八角二层水榭、古典而优雅的花厅及亭台楼阁上都拉起了彩旗。艺术家们聚集一堂，典礼开始了。
在西装革履的人群中，潘天寿是唯一着长衫的。就像他喜欢中国画一样，他也喜欢穿长衫。在上海生活多年，虽然也有西服，但在课堂上和一些重要场合，他一概着长衫。此时在清一色的西装革履中，他的一袭长衫显得儒雅脱俗，异常醒目。
潘天寿虽然平时性情内敛，但此时坐在台上也不免有些得意之情。想当年，一师毕业，他怅然离别杭州回到老家县立小学教书，那时的他哪里想得到，八年后他会这样重返杭州，而且是国立艺专校长林风眠亲自到上海来请他的，年轻的潘天寿内心的喜悦和荣耀自不待言。这一年他31岁。很多年后，他对自己的学生提起这段往事时说：“年轻啊！不知天高地厚。”
一幅最后的大画
大画桌上依然有笔墨等待着，摇椅静静地立在桌前，电扇轻轻吹来凉风，就像主人刚刚起身，离开一会儿。阳光从开着的门中斜射进来，光束将室内铺排得异常柔和。当年画家画那幅《梅月图》时，我想，应该也有这样的阳光陪伴着他。
1966年初春，大地刚刚回暖，但天气还相当寒冷，庭院中的梅花开得比往年要迟些。潘天寿早早起床，用那只自己喜欢的大白瓷花杯泡了一大杯茶，打扫了院子，又练了一套自己发明的操，然后坐下来吃早餐。早餐是一副六分钱的烧饼油条，像他的脾气一样，他喜欢吃硬的东西。
早餐之后潘天寿进入画室，他一边磨墨，一边想着构图。其实《梅月图》的腹稿已经琢磨好几天了，但如何在方形幅面上布置，还必须随机生发。
他以画大画称著于世，他画中那些巨大雄奇的石头被人们称为“潘公石”。而他的为人也像他画中的石头一样坚实、厚重，且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奇崛之气。在他身后，人们这样评论他，“以前无古人的大手笔，以笔墨当随时代的大气魄，开创了中国花鸟画的一个新时代。引领开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物画坛最具影响的画派——浙派人物画。”
随着年龄越大，潘天寿的艺术观点也越突出一个“硬”字，他主张“纸头要么方，要么长。用墨要么枯，要么湿。用色要么浓，要么清淡。”他常常对学生说：“在风格上，与其不痛不痒，模棱两可，还不如走极端。”
转动的手能感觉到砚中的墨汁已滑润变稠。他站起来将墨汁倒入碟子，然后端起墨碟，在已经铺在地上的正方形丈二生宣纸上蹲下去，用右手食指蘸了墨水，在纸上推、勾、涂、抹。很快，宣纸左下方出现了一方山石，石边一株伏地的苍老虬梅，向画纸右框斜出后又折回，奇崛的虬枝横过画面向左上挺出，探身云影中的圆月。巨幅“梅月图”已具雏形，画面上月光疏影，老梅横斜。
潘天寿时而站起来观望，时而蹲下去涂抹，如此反复几次，他感到有些乏力。到底已是七十岁的人了，蹲着作大画已经感到非常吃力。在圈椅上坐了一阵，又蹲下去给月亮上增加了些暖黄，再看时他觉得已经有清幽苍古的味道了。
他用挑剔的目光再次审视画面，然后在画的右上方题了一首含义深远的五绝：“气结殷周雪，天成铁石身。万花皆寂寞，独俏一枝春。”《梅月图》终于完成了。
令潘天寿想不到的是，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件指墨画大作。几个月后，这幅《梅月图》将成为他反动的罪状。
两封写给老妻的信
从画室到陈列室只需一个转身。
陈列室里整齐的玻璃柜倚墙而立，墙上一张照片吸引了我的目光，潘天寿身着半旧的白衬衣，留着寸头，戴着圆眼镜，双手交叉在膝前，这是潘天寿摄于1965年的照片，沉静中交杂着“霸悍”与忠厚。一年后，“文革”开始了，祸水几乎是一夜之间泼在了这位老画家的头上。这个以画画为天命的人成了“反革命”，被关进了“牛棚”，从此不能作画，不能教书，不能回家。
在陈列柜中我看到潘天寿在“牛棚”中写给老妻的信，信写在练习本的横格纸上，传统的直书形式。“愔：天气热起来了，蓝布帽、单衬衫，你下次来时，可带来，脚肿退些，但总是退不完，不知什么原因？”落款是1969年4月13日。显然潘天寿一直在病中，因为心脏不好，又得不到治疗，所以脚肿一直不退。病中的潘天寿除了参加各种批斗会外，还得参加劳动。
草木不管人间事，一岁一枯荣，这一年的春天去远了，夏天也去远了。潘天寿的身体越来越差，一双本应拿画笔画大画的手现在只能颤巍巍地写思想检查，写交代材料，还有，就是写信通知家里人送些日常生活用品。
1969年农历八月二十四日，潘天寿已经在牛棚里度过了第四个中秋，天气又转秋凉，这天他在家信的上端照例是“向毛主席请罪”，在大段的请罪词之后才进入正文。“愔：天气慢慢凉起来了，丝绵背心可送来，以备应用。你身体好些否？我真记念，我们都老了，风烛残年，真须自己当心呀！”
一个特定年代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文本。也是一个在当代中国绘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老画家晚年一段不能忘却的悲情。
一场批斗会
1969年3月10日，天空阴沉沉的，已是三月，竟然还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潘天寿被人押着行进在回故乡宁海冠庄的路上。自幼接受传统教育的潘天寿肯定也会有“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心态。1957年他曾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回故乡考察，也算是一件风光的事了。没想到，多年后他竟然以这种方式和阔别的父老乡亲见面。那天他是被侮辱的对象，连起码的人格尊重都没有。但是他仍然倔强，红卫兵让他自己叫“我是反动学术权威”时，他马上争辩道：“拿掉反动两字，我是学术权威。”结果换来的是加倍的侮辱，除了拳脚相加，他的脸被用墨汁涂黑，只剩下两只眼睛在转动。
火车哐啷哐啷地行进在返杭途中，解押潘天寿的人都已弯到睡梦中去了，潘天寿着地坐在车厢的地板上，怎么也平静不下来。虽然是在如此尴尬的情形下回到久别的故乡，然而故乡在他心中依旧是那么美好，他觉得心里翻腾得厉害。在摇晃的车厢中，他小心翼翼地捡起别人扔在地上的香烟壳，轻轻拆开展平，握着钢笔的手在车厢的晃动中颤抖着写下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三首诗。
“千山复千山，山山峰峦好。一别四十年，相识人已老。”
“入世悔愁浅，逃名痛未遐，万峰最深处，饮水有生涯。”
“莫嫌笼絷狭，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
这些诗句不仅是画家对强加于自己的罪名的申辩，也是画家对现实的一种挣扎和超越。回到杭州后，硬气的他依然实话实说，毫无隐讳地把最后这首诗写进了“思想汇报”里。接下来，他受到的惩罚是可想而知的。
最后的远行
1971年5月，庭院中的广玉兰又开出了大朵的白花，花花草草虽然没人照料，却依然生机勃发。潘天寿早晨起来，见到满世界都已经是“触目纵横千万朵”的大好春光，可是他再也没有精神提起画笔，画他那最“赏心悦目的两三枝”了。此时的潘天寿已是病重，消瘦虚弱的他头上包着白毛巾，独坐在床上。
下午学校来了两个人，向半卧在床的潘天寿宣读了他的定案结论为“反动学术权威”，属于敌我矛盾。这个病弱的老人依然有傲骨，他说：“去掉反动，我不反动。”但来人已经转身走了。当天晚上，潘天寿开始大量出血。
1971年9月5日凌晨，七十五岁的潘天寿带着满心的伤痛悄然远行。黎明的朦胧中，他用生命挥洒而成的花草凋零了一地。
让人欣慰的是，六年后，潘天寿的冤案得到平反。1978年9月5日，潘天寿的追悼会在杭州隆重举行。追悼会后，潘天寿的骨灰被安放到杭州西湖九曜山南麓的一片玉皇山山民的墓地中，这是一方安静的栖息之地。
1981年，景云村1号的这幢青砖小楼被辟为“潘天寿纪念馆”。设计者沿用了故居的青砖外墙，那种大块面的建筑语言讲述了艺术的厚重和大气，立刻让人想起潘天寿的画风，并让人感觉到一种姿态，一如潘天寿对待艺术的坚持不懈。
潘天寿纪念馆与西湖近在咫尺，在他的身后，它仍然以一种坚定有力的笔触，切入西湖的妩媚与旖旎。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少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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