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事在上半年刚拿到CFP（国际金融理财师）证书，就被外资银行挖去了。在我们那个小城市，外资行的薪水是我们的两倍”。上周六，一位专程来沪参加CFP考试的工商银行人士告诉记者。

　　这只是中国金融大门开放前夜，中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战的“冰山一角”。

　　中外资热战难逃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一五”规划》（简称《规划》）指出，随着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中资金融机构将面临外资更为猛烈的市场、人才、业务、产品等方面的竞争，生存和发展压力将明显增加。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戴国强教授指出，外资金融机构的中国渗透战略是有计划、有步骤推进的，“在中国入世前，外资银行的表现相对温和；但中国入世后，外资银行愈发咄咄逼人”。

　　戴国强建议，中资银行应在客户关系管理上加以巩固，“比如将简单的交易数据转变为管理数据”。此外，还要加大对基层员工的培训力度，“银行历来重视业务骨干和管理层，其实一线员工也很关键”。

　　“我们中国的银行几乎是全球员工最多的银行，而网点和人员恰恰是银行最大的成本。”在应对外资的竞争时，戴国强建议中资银行考虑“瘦身”。

　　规模制度的局限性

　　相比中外资金融机构的酣战，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道路上面临着国内外金融中心城市的资源抢夺。《规划》指出，竞争尤其表现在亚太地区发达的金融中心城市，它们将利用其先发优势，加紧争夺我国的金融资源，竞相开发中国概念或中国题材的金融产品，这会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构成严峻挑战。

　　今年9月新加坡交易所抢推“中国A50股指期货”就是典型一例，此举或对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未来推出中国A股指数期货构成威胁。

　　同“美洲金融中心非纽约莫属，欧洲非伦敦莫属”的格局相比，亚洲则出现了新加坡、东京、香港、上海几大地区性金融中心并存的格局。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亚洲多个国家级金融中心并存的格局将长期维持。

　　交大安泰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告诉记者，相比新加坡、东京、香港，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有两大局限性。首先表现在金融业发展水平低，“现在我们每天的外汇交易量不过几十亿美元，香港的规模是700亿～800亿美元，这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我们的证券市场市值刚突破5万亿元，香港在今年9月底时已达到10万多亿港元。”

　　潘英丽认为，上海同其他中心的差距不仅在金融规模上，更有制度上的局限性。“目前，我们的资本项目还未有开放。由于热钱的涌入加上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我个人认为，今后3～5年内资本账户问题上不该激进地开放，否则将加大中国金融系统的风险，甚至引发危机。”

　　除客观因素制约资本项目开放外，潘英丽指出，加强对债权人和投资者的有效保护是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关键。“相比零售业务，企业、机构的批发性业务才是金融中心的核心业务，但在相关违约行为的惩罚上，我们在执法时效率过低。”

　　两年多前接过发改委课题来研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潘英丽指出，已提议政府考虑建立“第三方金融法庭”，引进境外司法体系、人才，在不受本地政府干预下，处理金融业务上的纠纷，“特别是一些涉外案例”。

　　需合力推进

　　《规划》明确表示，在“十一五”重大机遇面前，若不能形成中央有关部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领导机制，若不能形成举全市之力实现政策聚焦、合力推进的工作机制，若不能形成有利于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主导的金融创新机制，将延缓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进程。

　　值得关注的是，《规划》将“努力完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推进机制，形成建设合力”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具体措施包括成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充分发挥央行上海总部的作用，支持在上海建立全国性金融行业协会等。

　　交大安泰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透露，领导小组的成员将来自国务院、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这一国家战略实施，不仅仅由上海一家来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