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病重的儿子治病，79岁的陈奶奶摆着自己的小摊，过着提心吊胆的“游击”生活。在南京，像她这样生活困难靠摆摊为生的边缘人群是个不小的数字。日前，晨报记者深入南京的大街小巷，体会他们的酸甜苦辣，记录他们的生存状态。　79岁老太深夜摆摊一晚只卖6块5

　　11月20日晚上8点，一名时尚女子匆匆闪进升州路边一家闪着霓虹灯的休闲会所。凭借会所斑斓的霓虹灯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奶奶守着自己的小地摊。老奶奶姓陈，今年79岁，家住评事街。每到晚上6时左右，陈奶奶就会在升州路上铺开小摊，摆出鞋垫、梳子、针线、小镜子。“我要是年轻10岁，是不会做这个的，肯定去卖菜，多赚点钱。但人老了，现在腰也酸，腿走路都快走不动了。”陈奶奶叹了口气，“我有退休工资，但是钱不够用啊，儿子看病要花钱，做什么都要钱。”老人唠叨着。

　　“现在晚上10点钟以后就没什么人了，天又冷，根本卖不了多少。”陈奶奶显得很无奈。一名中年女子买了双鞋垫，是她当晚的第三笔生意。老人伸开了紧握的右手，露出6个一元的硬币和一个五角的硬币。“这就是我到现在卖的钱，”老人看着手里的硬币说着。“生意好的话，一晚能赚20块钱，生意不好就赚六七块钱，平均一天能赚10块钱吧。”

　　8点10分，一辆城管执法车从升州路上开过。沿路的小贩见状，纷纷快速地收拾各自的家当。老人连忙跪在小摊上，将小东西卷起来，嘴里还说着：“我收了，收了。”

　　大约15分钟后，城管执法车离开了现场。老人又跪在小摊上，将所有的小东西重新摆好。“只要让我摆小摊，我什么要求也没有了。我怕他们，看到了腿都发抖。”晚上9点，行人逐渐稀少，老人还是默默地坐在自己的小摊前，等待着可能的生意。

　　我不要什么帮助，让我摆摊就好了

　　说起母亲，陈奶奶的小儿子褚先生显得很愧疚。这个家庭，现在仍靠79岁的老人撑着。1982年，陈奶奶从单位退休。那一年，她的老伴也去世了。1998年，为了给小儿子筹钱结婚，已经71岁的陈奶奶开始到街头摆小摊。由于体力不够，她每次就拿着小袋子，坐公交车到百货市场批发点小商品，然后再卖给行人。那年，褚先生和季女士结为夫妻。1999年，他们有了个女儿。去年，褚先生被查出癌症需要化疗，他只好向单位请病假，每个月只能拿到500多块钱的基本工资和补贴。屋漏偏逢连夜雨，妻子季女士去年也从单位下了岗。由于单位效益差，她一次性只拿到一万块钱的补助。此后，她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在家里照顾生病的丈夫、年老的婆婆和8岁的女儿。

　　虽然有医保，但每次做化疗，褚先生自己还是要支出2000多元。几次化疗做下来，本来就不多的积蓄用完了。很快，季女士单位发的1万多块钱补助也用完了。为了看病，夫妻俩又借了一万多块钱，到现在都没还。“一个月要化疗两次，就是四千多块钱啊”，褚先生说。

　　为了给儿子看病，陈奶奶把自己的退休工资全部拿了出来。“以前退休工资很少的，才三四百块钱。如果不是为了我，她会生活得很好的，哪里还要去摆什么小摊啊？”身为人子，不能照顾自己的老母，却还要老母为自己操劳，褚先生内心非常痛苦。

　　然而，他们家却不够申请低保的条件（人均收入低于280元）。“劳动有的吃，不劳动没的吃。我不要求什么帮助，只要让我摆摊就好了。”陈奶奶重复着这句话，语气很坚决。

　　边缘人群的生活，其实比低保人群还困难　57岁的赵开年也是评事街社区的居民。同陈奶奶一样，他家的条件也不够低保。为了改善生活，他曾到广州路一家大厦做保洁，负责1楼到20楼的保洁工作。从小热爱劳动的赵开年干得很勤快，40天后就被累垮了。“毕竟，快60岁的人了，身体不能和年轻时比了。”

　　实际上，即使这样辛苦，他一个月也只能拿到400多块钱。“拿这点钱真是可怜啊。”评事街社区的李先生叹息着说，“我现在外面当环卫工，在街上扫地做保洁，一个月才拿三百几十块钱，还不如摆小摊呢！”

　　记者在评事街社区采访时了解到，该社区内像陈奶奶这样条件不够低保但生活困难的还有60余人。目前，他们几乎都在外面打零工，很多人辛辛苦苦一个月才能赚400块钱。评事街居委会印主任说，“由于享受的照顾措施比较少，很多问题困扰着他们。这些人的生活其实比低保人群还困难”。“他们文化水平比较低，年龄又多集中在四五十岁，缺乏相应的工作技能，找工作非常难。此外，医疗、子女的就学、养老等问题都让他们非常头疼。”

　　一辆早餐车推起全家生活，最怕收到假币　和评事街的困难人群相比，红土山的陆萍日子好一点，因为她有一辆早餐车。11月17日上午8点20分，南京下着小雨。虎踞关靠近广州路口，陆萍熟练地把小菜、油条包进煎饼，一旁的丈夫帮忙装塑料袋送到客人的手上。客人把硬币扔到小纸箱里，陆萍连忙道谢。

　　上午9点收摊，小筐里仍躺着不少八宝粥和豆浆。“没卖出去多少”，陆萍说。平时，他们的早点一般做到8点半。双休日，人们起床较晚，吃早饭的人出门也晚，他们就晚会收摊，但不能超过9点，否则城管会来查。

　　9点20分，陆萍回到了在红土山的住处。望着剩下的豆腐脑，她觉得很可惜。“我们做些小生意真不容易。”记者注意到，他们的家只有十来个平方米，里间摆着床。房间里还有个阁楼，他们的儿子平时就睡在阁楼上。

　　每天凌晨3点钟，陆萍夫妇就要起床，磨豆浆，准备各种小菜、馄饨等食物。煮豆浆很费时，她经常要忙一个小时。夫妻俩收拾好各样东西，5点半就赶到虎踞关。“一碗豆腐脑一块钱，一碗馄饨一块钱，一个煎饼一块五，辛辛苦苦一天只能赚四十多块钱。”陆萍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春节，不管下雨、下雪还是下冰雹，他们每天都要出来卖早餐。一天不做的话，他们的生活就会受影响。

　　最让她难过的是，因为她忙着做煎饼，来不及仔细检查收到的钞票，有时还收到假币，一张50元的假币就意味着他们一天的辛劳白费。

　　现在还不是他们最困难的时期。1993年，丈夫吕师傅下了岗。扣除单位缴的养老金和保险，每个月他只能拿到91块钱。那时，陆萍也没有工作，在家里带孩子。他们什么钱都没有，生活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吕师傅的父母经常从微薄的养老金中挤出几个钱给他们用。此后的5年内，他们没买过新衣服。1998年，陆萍在虎踞关摆了个摊买早餐，此后，丈夫就来帮忙，他们的生活才开始稍微好转。

　　前年，他们在虎踞关的房子拆迁。政府补贴的价格合理，但他们房子面积小，不到20个平方米，所以拿到的钱有限。这两年，南京的房价又涨了不少，他们在城区已经买不起房子了。于是，夫妻俩就在红土山租了个房子住，每个月房租要600块钱。此外，夫妇俩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每个月要缴700块钱。“水电煤气一个月要一百多呢。”陆萍说，有时，他们辛苦一个月卖早点赚的钱还不够这些开支，不得不从拆迁补偿款里拿些钱出来用。夫妻俩很想在迈皋桥那边买个房子，但这一愿望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吕师傅今年50岁，他要到60岁才能拿到养老金。　一晚卖4斤水饺供着女儿上大学

　　唐女士有一个水饺摊，但生意比陆萍的早餐车还差。11月21日23时，汉中门高架下，49岁的唐女士坐在自己的小摊车上。“做小生意的大多是穷人啊”她叹着，望着自己空空的小摊。在她身边，丈夫廉先生不时踱着步。

　　5年前，唐女士从南京万里皮鞋厂内退。最初，她每个月从单位能拿到300多块钱的内退工资。从去年开始，她每个月能拿到420块钱。2003年，她的爱人廉先生从单位下岗，每个月有300余元的生活费。当年，他们的女儿进入南京一所大学读大专。“光是一年的学费就要4000块钱，怎么办？穷人有穷人的办法。”唐女士说。为了省钱，女儿虽然在迈皋桥读书，但是她没有住校。每天早上，女儿坐车从汉中门赶到学校，晚上再赶回来，节省下住宿费和生活费。

　　唐女士做过钟点工，一个小时10块钱，生意有好有坏，有时一天能赚20块钱，有时一天一分钱也赚不到。平均起来，她做钟点工一个月大概能赚200多块钱。全家月收入只有900多元，生活的压力可想而知。况且，他们还有个在上大学的女儿。

　　从去年开始，他们在汉中门高架下摆了个小摊卖馄饨，生活的境况略有改善。当晚，他们卖出的水饺不到3斤。少的时候，一晚上只能卖两斤。最多的时候，他们卖出过4斤水饺。“扣掉各种支出，一个月，我们能赚到400块钱就不错了，这好歹比以前打零工强些。”

　　鼓楼区已开始统计边缘人群，专家呼吁关注他们的心理

　　条件不够低保，但生活确实困难。在南京，像陈奶奶、陆萍夫妇、唐女士这样的人群绝不是一个小数字。这引起了南京市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民政部门把月人均收入低于低保1.5倍（月收入420元）的群体称为边缘户。今年10月底，鼓楼区民政局面向全区展开对低收入人群调查登记。在致全区居民的一封信中，区民政局呼吁家庭月人均收入在340元以下、月人均收入在341—680元、月人均收入在681—1333元的居民分别到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居委会登记。“这就是为了搞清楚边缘人群的经济状况，供上级部门决策，研究如何救助他们。”鼓楼区民政局的相关人士介绍，目前，相应的数据统计部门正在整理，掌握第一手的真实数据后，鼓楼区委、区政府将作出准确决策。

　　人们也许更多地关注怎么在物质上帮助边缘人群，但我们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吗？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志愿援助中心常务副主任汤传芳说，边缘人群通常上有老、下有小，处在社会的底层，由于生活艰难，他们心理上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如果得不到合适的宣泄，很可能会有悲剧和过激行为发生。因此，教他们学会自我调节情绪就显得非常重要。　策划动机　创造性地化解矛盾

　　流动摊贩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城市的交通、环境卫生、正常的市场秩序。人们指责流动摊贩的时候，却很少知道他们的辛酸。晨报记者调查发现，流动摊贩实际上是南京边缘群体的一个缩影，在南京边缘人群有13万户。

　　城市要整洁，边缘人群要生存。城市管理与边缘人群的矛盾客观存在，冲突屡有发生。但城管工作不能只围追堵截，应该合理地疏导。把该疏的地方疏到边缘人群关注的节点上，才能营造和谐的城市氛围。

　　记者采访发现，南京城管部门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在非主干道、不影响市容的一些地区建立疏导群，安排水果、小百货、农贸等摊户进入疏导群，使流动摊贩由无序变为有序。疏导群有效地对流动摊贩进行了救济，又化解了尖锐的管理矛盾。

　　今年9月，在广州举行的200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提出了“对小商贩应更宽容”论，认为城市在周末等合适的时间甚至可以放开管制，从一个侧面传达了政府高层对棘手问题的新认识。

　　化解矛盾就是营造和谐，化解矛盾需要创造性的手段。如果我们能多想出些类似疏导群的劳动救助方式，使更多的边缘群体获得谋生途径，必将极大地促进南京和谐社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