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杆

　　作者：温飞龙

　　我的爷爷跑到河边，来不及卷起裤腿就跑过了河。他两手抱着草席，草席里裹着碗，筷子和一口锅，还有一小袋米。紧跟在后面的是我曾祖母，她左手夹着我二伯，右手抱着三伯，匆匆地?过河。河水很清澈，可以清晰地看到河底的鱼扇动着的鱼鳍。我爷爷和曾祖母跑进河边的那片竹林，背后响起了一阵枪声，子弹擦过竹叶，我爷爷想到了那年冰雹敲在果树上的声音。我爷爷趴在地上，曾祖母把两个孩子扔在地上，自己也趴了下去。那年爷爷才十二岁，二伯三伯也就八九岁。我爷爷坐起来，解开草席，查看里面的碗和锅有没有摔坏了。二伯三伯在旁边使劲地哭着，仿佛被子弹打中了，我的曾祖母查看了他们的全身，没看到一滴血，就放心地拍着身上的沙土站起来。

　　村口挂着口大钟，声音硬得像夏日里两点的太阳光。每天都有人在站岗，土匪来时，就敲响它。今天，那钟没有响，站岗的想着这么毒的太阳，谁愿意出来，人家土匪也是要休息的，于是就寻了块凉爽的地方，铺上草席，睡起了午觉，等他听到马蹄声，土匪已经进村了。

　　我爷爷和我曾祖母怕土匪越过河，就穿过竹林，爬上山，躲在一棵高大的榕树后。我曾祖母抬起头，看到河对岸，一股股浓烟冒了起来。曾祖母知道土匪正在烧房子，她焦急地哭了，她知道那是她的家，我爷爷也放下草席，一脸伤感地看着对岸。那时，我曾祖父嘴里咬着烟，坐在一片竹筏上，顺流而下，江风吹得他无比的惬意，也许他在想着，等这次卖了木材，该给家里人买点什么了。他不知道在他出船才一天，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由于没有棺材，只得用草席盖着。土匪来时根本就没时间把尸体搬出来，现在房子着了火，尸体还留在里面，等曾祖母她们回去，估计要烧焦了。我曾祖母颓然地坐在地上，感觉一切都完了，暗暗地流出了泪，我二伯和三伯见曾祖母流泪了，也跟着嚎啕大哭，我爷爷站在旁边，默默地架起石头灶，放上锅，倒进水，放些米下去，又从身上摸出了火柴，点起火，烧起饭。我爷爷很小心地扇着火，即不能太大，冒了烟让土匪看到就完了，也不能太小，怕火灭了，而火柴已经不多了。爷爷说，那时候有种男子汉的感觉。

　　从中午一直等到太阳西斜，我爷爷和曾祖母才收拾起东西，?过河，回到家。爷爷说那时曾祖母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可当她看到自己辛苦建起的房子变成了黑炭和瓦砾，手都颤抖了。爷爷牵着她的手，是能感觉到的，爷爷有点害怕了，他说曾祖母沉默时让他感到了害怕。值得庆幸的是，爷爷的爷爷，并没有被烧焦，那时候，爷爷和曾祖母跑走时，邻居看到了还放在房里的尸体，就搬了出来，放在一座小土堆后面。并没有被土匪发现。爷爷说，直到现在他都在感谢着这位邻居，仿佛他救的是爷爷的爷爷的命。

　　爷爷十五岁时，就跟着曾祖父去放竹排了，爷爷说放竹排是很危险的。他说竹排基本是拴着木材的，偶尔也是载点野味去卖的。顺流而下估计要走两三天，加上在镇子上多呆的时间，还有回去的时间，起码也要半个月。卸下木材的竹排都要扔掉，河流太湍急了，带不回。因此放竹排的工作量是很大的，一般都要整个村子里的壮年男子都去，而那年月总是闹土匪，人手很吃紧，因此像爷爷这样年轻的人也是要参加的。

　　竹排要启程了，每家都起了大早，灶里传出了同样的舀水洗锅声。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每家的门都“咿呀”地响了，男人们走了出来，女人们提着食物跟着出了门。一直送到岸边，看着男人们启程，直到再也看不到竹排，才回去。爷爷和曾祖父都要去放竹排，因此，曾祖母总要比村里别的女人更辛苦，即要为儿子也要为丈夫担心。

　　在爷爷的记忆里，关于竹排的最深刻记忆就是那次意外了。那时洪水没退多久，水流还很湍急，由于爷爷太年轻了，没有足够的经验，也就只好站在竹排中。其它的船夫们握着手里的竹竿，如临大敌般地注视着水面，仿佛一个个浪头都是猛兽咆哮的嘴，一不小心都会被吞没。后面一个浪打来，船有点摇晃地朝峭壁上撞去，船头的船夫连忙伸出竹竿抵着，船尾的船夫也挥起竹竿让船尾甩过去。也许水流真的太急了，船尾根本无法甩过去。船头毫无减速地向峭壁撞去，船头的船夫身子前倾着后退着，握着竹竿的双手手被上青筋暴涨，仿佛血液都要喷涌出来。这时，一声清脆的响声响起，在整条船上激荡开，竹竿裂开了，船夫们都看了过去，裂开的竹子，刺进船头船夫左手手指，像串糖葫芦一样把他的四根手指串在一起。接着船头撞上峭壁，那个船夫身子向前摔倒，差点被震进河里。我爷爷也被震得前倾了，他趴下身子用手抓住竹排，才止住了那阵前倾。其它的船夫都用竹竿固定着自己的身子。我爷爷看着船头船夫滴着血的手指，心里一阵阵地发着毛，我爷爷用右手紧紧地握着左手手指，仿佛被贯穿的是他的手指。我爷爷说那时他真的害怕了。

　　我爷爷不想再放竹排了，在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来时，他跟我的曾祖父说了。那一年，解放了，村子里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小学，在一个已经废弃的祠堂里。那面红旗就是在祠堂的天井里升起的，我爷爷看着冉冉上升的旗子，感觉希望在心里喷涌着。我爷爷就是在那儿开始识字的，爷爷说当时那根旗杆是从后山砍下的，原来它只是一棵笔直的小树。

　　那时村子里识字的人不多，爷爷就是其中一个。爷爷被分配去看水库，在今天看来，这只是一项卑微的工作，可在那时就是捧了个铁饭碗。爷爷在20岁左右就和奶奶结婚了，生下了两女四男。孩子多了就要吃的，爷爷的工资根本应付不了那么多张嘴，奶奶就带着两个比较大的姑姑一起去割草，卖了，一大捆只能得几分的，那个数字我已经忘了，毕竟太低了，它让我震惊却使我没记住它，我只知道四伯母在告诉我时，也差点流泪了。

　　我的奶奶体质并不好，在我父亲八岁时，她的胃终于坚持不住了，她求爷爷别把她送到医院里，那样好几年的积蓄都要没了了。爷爷没有听她的，把她送到了乡医务站，我的爷爷在那个简陋的医务站里，那条简陋的走廊上，用三张简陋的凳子，一直陪着我奶奶一个星期。我不知道我的奶奶当时躺在病床上，是用什么眼神看我爷爷的，可以肯定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们从来都是用如此真挚的感情相濡以沫的，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我姑姑和我说这些时，我的奶奶已经去世了，她还说那时候，她和大姑姑牵着我父亲的手，背上各背一个孩子，怀里捧着煮好的饭，走几十公里的路，去给爷爷送饭，去看奶奶。姑姑说着就哭了，我的眼睛也朦胧了。

　　我父亲在即将小学毕业时，一座新的教学楼建好了，父亲他们从祠堂里搬了过去。同时改变的还有那根旗杆，是用一株大松树削成的，且漆上了一层漆。我在很小的时候站在它下面，感觉爬上去就可以够着天了。

　　父亲是不大会念书的，到了初中二年级就辍学了，爷爷也没有再逼他念下去，只是很轻微地叹息着。也许这声叹息只有在他做了父亲并逼着我念书时，才能体会出里面的沉重吧！父亲开始学做漆碗。那时我们的村子里有一半人都是做漆碗的，我父亲和我三叔四叔都是学这个的。父亲在这方面表现出了超人的技术，他总是最早把一个碗的模型打出来，他在很努力地工作着。

　　夏天时，整个工厂里热得让人透不过气，父亲的汗水像飞扬的木屑一样多。那时父亲是在外省，十七八岁的，就已经在尝着这个社会的酸甜苦辣了。父亲十九岁时就结婚了，那时我奶奶的身体一直都在恶化着，她害怕看不到自己的孙子出世的那一刻。那时家里还是很穷，爷爷奶奶就用二姑为父亲换了个媳妇回来，就是后来的我母亲了。这种方法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是非常普遍的。

　　我的父亲从那个时刻起就记住了自己是个男人了，应该承担某种责任了。那年，父亲回家和爷爷奶奶还有母亲一起过年，父亲领了好几千的工资，他把大部分钱放在鞋子里的鞋垫下，口袋里再放六百。然后坐上一辆拖拉机，从乡下赶到省城里，坐车回家和亲人团聚。拖拉机开到一片竹林阴掩的小道上，从竹林里串出了一伙人，拦下了车子，串进车里从我父亲的口袋里，搜出了六百块。他们见搜出的钱也挺多的就放了我的父亲。我母亲在我十九岁时告诉我这个，我当时没流泪，只是在背过身时流泪了。为父亲也为父亲的青春。我在想着，我的父亲在十九岁时，用他淡薄和孤单的背影，在竹林里的小道上，画上了一幅将近绝望的图画。他不知道自己下一秒会如何，他在使劲地怀念家人，那种感觉让我想到都是要黯然神伤的。我的父亲啊！每次我站在他的后面，看着他，我就说这个人就是自己的父亲，一个皮肤有点皱，头发有点白的人，还有那次在十九岁时用孤单的背影站着的人。我说一定要对得起他。

　　我的奶奶在我十一岁时去世了，那时，我和我的父亲站在我奶奶躺着的房间外，一条很狭窄的楼梯上。我父亲站在那吸着烟，脚下扔了好多烟头。我一句话也不敢说，只是看着父亲，想要从这个我最信任的人那儿得到答案，一种连问题也没有的答案。房间内突然传出了姑姑撕心裂肺的嚎叫，父亲手里的烟一抖，我看到了烟灰跟着烟落了下来。

　　我的爷爷在奶奶下葬时并没有哭，只是两只眼睛干瞪着，仿佛在克制着。他的手很温柔地抚摸着我和我妹妹，还有堂弟堂妹们，让人感觉到的是一种极度悲凉后的希望。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在外求学，家乡也渐渐地变陌生了。放假回家时，跑到小学里看了一圈，发现那根旗杆现在换成不锈钢的了，早上的太阳光照在上面，把它映得闪闪发光。

(责任编辑：王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