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换的当事人VS.永恒的窥视欲

　　■ Text 文/ 张洁

　　2006 年8 月下旬，偶像组合Twins 在马来西亚举行演唱会期间，成员之一“阿娇”钟欣桐在后台更衣室的换衣过程被偷拍。随着当事人的清凉照片登上香港八卦杂志《壹本便利》的封面，香港演艺界人士对八卦媒体登峰造极、不择手段的跟踪、偷拍、揭密、曝光等行为终于忍无可忍，空前团结、同仇敌忾地提出控诉、抗议。然而，就在《壹本便利》尚处在各界人士口诛笔伐，面临诉讼，甚至可能被判停刊的风口浪尖，北京一家八卦周刊，竟顶风而上，以同样的内容为封面故事，再次刊登了引发舆论风暴的照片。

　　谁是罪魁祸首？

　　阿娇遭偷拍事件一出，香港各界人士纷纷站出来斥责无良媒体。在香港演艺人协会组织的大型声讨会上，在港明星更是悉数出场，历数《壹本便利》的累累恶行，讨伐矛头直指为获猛料不择手段的狗仔队员们。多数人士明确指出，罪魁祸首是偷拍者，因为如果不是他们的无孔不入、穷追不舍，就不会有这桩令人匪夷所思的偷拍事件了。

　　然而，此前销量一直下滑，但以阿娇照片为封面的这期《壹本便利》一上市便告售罄；北京那份在谴责声浪中面市的周刊，亦被报摊老板证实“杂志挺好卖”的事实，向我们表明了另一种隐情。正如谢霆锋就此事接受记者访问时所质疑的那样：“这到底是谁的错？怪拍的人，还是怪看的人？”

　　事实上，明星们非常清楚，狗仔队也好，八卦媒体也好，都与他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之所以对他们的隐私穷追不舍，无非是像周杰伦在歌中唱到的那样“为了什么？为了骨头”。谁让明星的隐私就是受人追捧，关于他们幕后生活的鸡毛蒜皮，屡试不爽地成为促进报刊销量的保证。对于那些发行量就是“硬道理”的商业报刊来说，名人隐私是它们在惨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生存的救命稻草。

　　不幸的是，在一次次“走光”、“露点”照片的刺激下，读者们的窥视欲越来越难以得到满足。于是，迫于生计的狗仔队、利润至上的媒体和口味日益刁钻的读者间，形成了你增我长、相互鼓励、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虽然，无论何时何地“为了生计”都不应成为媒体践踏人权、蔑视道德的借口，但“无良读者”的大量存在是不是才是偷拍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罪魁祸首呢？

　　真凶难惩 依法规管无良媒体成唯一选择

　　其实每次偷拍事件发生后，都会有明理人指出这是读者推波助澜的恶果。这次也不例外，香港的多个妇女团体成员沿途派发传单，呼吁市民罢买罢看所有“壹”传媒的刊物。

　　然而，相对于那些直接挑战社会道德底线的不良媒体来说，追逐名人隐私、助长偷拍歪风的“无良读者”是隐匿的、抽象的。面对罢买呼吁，杂志热销是难以回避的事实。谁也无法说清这十几万册以他人隐私为卖点的杂志究竟是被哪些人抢购一空，更别说如何确定那些龟缩在卧房内以上网搜寻相关信息为乐的人了。

　　在难以惩戒真凶的情况下，无论是演艺圈还是社会各界，都把彻底解决偷拍事件的希望寄托在严惩肇事媒体上。这就难怪乎为什么在每次偷拍事件引发的抗议风潮中，对某个出位媒体的讨伐之声总是大大超过对读者们助纣为虐的谴责。

　　具体到此次事件，对受害人阿娇来说，向法院申请禁制令，要求《壹本便利》交出所有照片，停止继续侵害，赔偿精神损失，无疑是最实际、最有效的补救措施；对整个演艺圈来说，敦促政府尽快修改法例，以加强对媒体偷拍行为的规管，则是维护艺人权利，避免下一次悲剧发生的唯一选择。至于促使偷拍事件变本加厉的真正祸根——无良读者们的窥视欲，除了苦口婆心的规劝，又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立法维权 长路漫漫 效果堪忧

　　面对艺人们的强烈愤慨和要求立法维权的迫切心情，香港特首曾荫权表示感同身受，并表示政府将以法律改革委员会于今年3 月提出的一系列有关保障私隐，包括防止偷拍行为的具体建议为基础，推动各界人士进行深入讨论，以期早日就依法规管媒体的偷拍活动达成共识。

　　政府部门的积极回应，一度使人们对偷拍行为在短期内得到有效遏制报持乐观态度，然而，媒界从业人员以保障新闻自由、维护公众利益等为考量理由，对立法规管媒介报道活动进行抗辩，这使得通过立法来彻底解决偷拍问题的愿望变得前景堪忧。

　　这主要是因为，狗仔队的偷拍、偷录行为虽在社会功用及后果上与揭发各类黑幕和丑闻的调查报导有天壤之别，但二者在获取信息的方式、方法上又如出一辙，没有本质区别。在民主政治体制下，调查报导作为新闻媒体履行监督职能、维护社会正义的重要手段，其重要性早已得到社会各界的公认，因此，任何法律法规的制定，都不能以牺牲“新闻自由”为代价。

　　然而，可预见的是，对偷拍行为的规管，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对调查报导产生影响，对此香港工商及科技局局长王永平也不予否认。这种两难困境，势必使通过立法规管偷拍行为的合理性及可行性陷入旷日持久的争论。因此，依靠严刑峻法迅速改变香港不良媒体品位低下、手法恶劣的愿望，不得不放缓成为现实的脚步。即便有一天能够实现立法规管媒介，其效果如何依旧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偷拍怪圈 出路何在？

　　面对真凶难惩、立法无望的局面，难道我们只有任由偷拍怪圈肆意发展下去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的客观条件下，一些媒体受利益驱使无视社会道德的现象具有其必然性。随着媒介产业的迅速发展，不良媒体利用人们的窥视欲、好奇心等心理机制大走出位低俗路线，靠煽、色、腥等手法吸引眼球的现象在世界各国都有发生。这种情况早就引起了社会学、教育学、传播学等各正确对待人们窥视名人隐私的欲望，是从根本上解决媒体庸俗化的唯一出路。领域研究者们的关注与思考。为了避免媒体对人及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与实践应运而生。自20 世纪30 年代在英国发端以来，媒介素养教育在西方已经走过了70 多年的发展历程。

　　所谓“媒介素养教育”，美国国家电子媒介委员会（the National Telemedia Council）的定义是 ： “对于我们所消费的媒体做出选择、理解（在内容、形式/ 风格、影响、产业和生产的语境中）、质疑、评价、创造和/ 或生产以及富有见地的反应的能力。”这是媒体受众在知情基础上对媒介内容进行科学评价的能力，是每一个生活在现代媒介环境下的人免遭不良媒体侵害的重要前提。

　　就靠偷拍刺激销量的报刊来说，很多人都可能有“一看究竟”的冲动，如阿娇事件发生后，由新论坛和妇女权益联盟进行的读者调查显示，有三成受访者表示希望可以看看该期杂志。其实这种窥视名人隐私的欲望是自然的心理反应，并不应该受到盲目的谴责，相反，如果人们不能正视这种天然的心理需求，单纯的谴责反而会造成人们的“普遍虚伪”，即每个人都在公开场合大声谴责杂志恶行，骂购买杂志者助纣为虐；私底下却偷偷购买，对名人隐私津津乐道。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调查显示，超过七成受访者表示没有看过该期杂志封面，但十几万册杂志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了。

　　在2004 年举办的中国首届媒介素养教育国际研讨会上，英国学者大卫• 白金汉指出，正确对待人们窥视名人隐私的欲望，是从根本上解决媒体庸俗化的唯一出路。这是因为，人们只有了解并正视自己的心理特征，才有可能主动反思媒体通过这种心理机制对自己的影响和控制，从而有意识地抵抗媒体的诱惑，结束表面一套、背地一套的“两面派”生活。

　　虽然全面提升民众对媒介内容的理解和判断能力，以及正确认识媒介产业与个人的关系，绝对不是一件容易和能够迅速实现的事业，但这种针对问题本质的努力，一定会使偷拍及其他各类媒介引发的社会问题，获得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的希望。◎

　　近年重大偷拍事件回顾：

　　2001 年12 月17 日，台湾《独家报导》周刊以随刊附赠光盘的方式，公开了台湾政坛美女、原新竹市“文化局长”璩美凤与男友在私人住所的性爱场面。该期杂志在3 小时内被抢购一空，引发舆论热潮；

　　2002 年10 月，香港《东周刊》刊出香港当红女星刘嘉玲多年前被绑架时被迫拍摄的性受虐半裸照片。该期刊物迅速一售而空，甚至当日翻印再卖，但同时激起各界人士的指责，尤其是影艺界人士的愤怒声讨。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东周刊》在事发后不久宣布停刊；

　　2005 年2 月，范冰冰、王学兵三亚泳池嬉水遭偷拍；

　　2005 年5 月，李冰冰、朱孝天合作拍摄电视剧《天空之城》期间，两人在酒店电梯里亲热照及录像被曝光；

　　2006 年3 月，黎明与女友乐基儿在家中客厅欢爱画面被偷拍，连续两期成为香港某周刊大篇幅报导内容；

　　2006年3月，艺人吴彦祖与模特女友Lisa S在家中大搞闺房乐趣，也被香港某杂志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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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