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中国入世五年历练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袁元苗俊杰

　　2006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五年过渡期结束。

　　五年来，中国在逐步兑现承诺，分享WTO“经济红利”的同时，也发生着许多不可逆转的变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并同时“倒逼”着改革的推进。

　　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变化是，2001年中国入世前后，讨论的焦点是“WTO规则将如何冲击中国”，五年过后，话题的中心正在变成“中国将带给WTO什么”。

　　五年，WTO的确改变了中国

　　入世五年来，中国以相当平静的心态稳健地与WTO接轨，评析这五年的轨迹并非易事，其中由表及里一连串的变化，生动上演着“WTO改变中国”。

　　“总的说来，中国的成绩是A+”，WTO总干事拉米给中国入世五年的表现打出高分。“能够得到这个分数，是因为我们严格、有效地执行了入世承诺”。在商务部研究院外资部主任金伯生看来，所谓“严格”，是指中国严格按照时间表履行了入世承诺，而“有效”则是因为WTO本身不具有法律效应，为配合入世，中国清理、修订、废除了2000多件与WTO规则相冲突的法律、法规及各种红头文件，有效地实现了国内法律法规的配套。五年的历程，中国用自己的实践树立了一个“重承诺、负责任、守信用”的大国形象。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教授看来，中国入世五年的成绩至少可以打到95分。

　　具体来看，在履行承诺方面，中国的关税总水平已从2001年的15.3%下降到2005年的9.9%，其中工业品关税降至9.3%，农产品关税降至15.3%，非关税措施自2005年1月1日起已取消。目前除小麦、危险化学品以及少数特殊商品外，其他所有产品的配额全部取消。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也完全履行了义务。在投资方面，2004年就修订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新目录完全反映了中国入世承诺，限制类和禁止类很少，绝大部分都属于鼓励类。

　　而知识产权立法也已与承诺一致，但之所以说打95分而非满分，“这5分正是扣在知识产权的执法上”，张汉林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当，超前或滞后都不正常，应客观认识。由于历史原因，个别地方、企业、个人对知识产权保护认识尚不到位。但纵向看知识产权问题，比过去有了很大进步，在WTO成员国中，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无论立法还是执法都不算差的。因此，他认为，发达国家应给中国一定支持和鼓励，要有一定耐心。

　　这五年来，中国也在分享着WTO的“经济红利”，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这从入世后全线飘红的宏观经济可见一斑。GDP从2001年的约1.3万亿美元增长到了2005年的约2.2万亿美元，年均增长9.5%，出口总量从2001年的2000多亿元增至今年的8000多亿元，翻了两番，货物、服务出口增长速度都维持在20%左右，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保持在600多亿美元的规模。

　　同时，中国开放是互惠互利的，在出口增长的同时，2001～2006年，中国的货物进口平均增长22%～23%，服务进口的增速也维持在20%以上，均位居世界第一。同时，进口份额在世界进口中所占比重也急剧上升，货物进口比重超过了9%，服务进口比重在6%左右。中国进口的增长带动了世界经济，特别是WTO成员经济的发展。

　　这意味着中国在更大程度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融入WTO体系的过程中，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影响力也不断提升。张汉林如是说。

　　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宋泓也持相同观点。在他看来，入世对中国经济影响类似于1978年改革开放，“入世让中国迎来了第二次开放，意味着中国的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他将WTO形容为一个平台，代表着在一定规则下的透明、规范的市场，踏入了这个平台之后，我国的开放由在一定范围、一定领域内有限的局部开放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开放，由政策性的开放变为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WTO成员间双方的、相互的开放。

　　而更为重要的是入世对中国改革的外在推动。金伯生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从我国发展的历程来看，越是开放，改革就越是深化。“入世后，可以感受到这种变化，例如立法听证、征求意见的范围不仅仅是与国际经贸相关的法律法规，国内法律法规、甚至部门规章的制定，也都更为广泛的征求社会意见并加以完善”，金伯生认为，入世实现了以开放促改革，促进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推动了政府改革。

　　宋泓分析说，加入WTO意味着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已不单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对国际社会的庄重承诺，这也成为了国内改革的催化剂。

　　国内法律法规的配套、政策透明度的增强、政府办事效率的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意识的转变，可以说，入世五年，为中国改革注入了一股内生推动力，中国政府坚定地走上了法治政府的道路。

　　过渡期结束后意味着什么？

　　不同于前几个入世周年，五周年标志着过渡期即将结束，这意味着过渡期内的开放依据是入世协议书上的承诺。此前每年开放的依据是入世承诺的时间表，今后，在没有时间表的外在强制动力之后，开放将以怎样的轨迹发展呢？

　　“五年过渡期结束，意味着国内市场进一步国际化，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但义务和权利是平衡的，其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也会同样增多”，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吴国华处长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全面提高综合应对水平，学会在大风大浪中游泳，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来之不易的“互利共赢”的局面。

　　而在金伯生看来，对于过渡期的理解不可一刀切。他认为，过渡期主要是指服务业的过渡期，服务业涉及一百多个部门，大的服务行业有十几种，而不同行业的过渡期也是不同的。

　　比如，零售业、租赁业的过渡期是三年，广告业是四年，金融业五年，而旅行社、铁路货运等则是六年。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对于我国宏观经济和开放仍有约束作用的过渡尚未完成”，宋泓分析说，按照中国入世工作组协定，非市场经济条款存在15年，到2016年结束；特保协定存在12年，到2013年结束；而从去年开始的纺织品特保则要到2008年底结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过渡仍在进行，而且这种过渡会约束着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也约束着我国的企业更进一步适应世界经济的环境和规则。

　　不过，尽管如此，五年过渡期结束，意味着我国成为了WTO的正常成员。“在今后的谈判中，我国将和其他国家站在同一平台上，这对于我国参与新一轮谈判、参与贸易规则的形成，将是非常有利的”，宋泓这样认为。

　　谈及此，张汉林分析说，今后几年，中国将继续开放货物和服务贸易市场，关税会进一步下降，市场会进一步按承诺开放。他预计，在未来五年，中国的进出口增速将趋于放缓，维持在10%以上。除了在未来五年，中国自身经济增长速度调低外，还源自三方面的原因：一是，预计未来五年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中等发展速度之上，中国的几大贸易伙伴仍保持较为平稳的增长，为中国贸易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二是，未来几年美元大幅升值的可能性不大，这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中国也将从中受益；三是，全球贸易增长平稳。

　　在金伯生看来，五年过后，下一步的关注焦点不再是“门打开多大”的问题，而是如何能够使已经开放的行业得以顺利平稳的发展，同时加强监管。“比如，针对零售业的开放，就曾出现过外资零售企业是否冲击了中国零售业的争论，对于这一类问题，政府不能够再运用行政手段干预，这样就容易产生争端，不能在开放后，出现了问题就想收回来”，金伯生认为，既然已经开放了，就要让其顺利平稳地发展，为中资企业、外资企业都提供好的发展环境。

　　同时，也需在WTO规则许可之下加强适当的监管。比如，刚刚颁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运用“法人主导”这一原则，既符合入世承诺，与国际惯例接轨，又能对国内银行给予合理保护。再如，六部委发布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正式纳入了保护国家产业经济安全的相关条文。《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也提出要规范引资秩序，建立以国家产业安全为基础的外商投资监测系统。

　　“经济系统只有在开放中才是安全的”，张汉林认为，针对经济安全问题，发达国家对国外收购都有相关的经济安全评估机制，中国也应及早建立，界定产业安全。

　　中国能带给WTO什么？

　　入世五年来，各界都在谈论WTO为中国带来了什么。但在这五年中，WTO体系本身也遭受着越来越多的冲击，比如日渐兴起的区域贸易协议（FTA）的影响，多哈谈判久谈不下的挫折，发达国家运用成熟的市场手段在WTO规则内不断抬高的壁垒等等。

　　在中国结束过渡期的今天，又该如何认识WTO？

　　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一个发展中国家，今后，中国将给WTO带来什么？

　　当《瞭望》新闻周刊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得到了多位研究者的赞赏和重视。“很高兴发现媒体在五年后问出了完全不同的问题”，长期研究WTO问题的张汉林这样说。

　　观察视角的变化，也足以彰显中国与WTO之间日渐深入的切合。

　　“不可否认，中国是经济全球化、WTO体系的受益者，同时，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在不断增长，形成了共赢、多赢的格局”，张汉林认为，当前FTA的兴起并没有削弱WTO体系，从1995年成立至今，WTO发展成为有150个成员的国际组织，10年中新增了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充分说明了WTO对全球经济贸易的影响，“相对开放的、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对全球贸易的增长只会起到保护作用，而不是削弱。”

　　宋泓也这样认为，在他看来，作为多边平台的WTO效率高、影响大、拥有最为广阔的市场，其作用是其他协定或组织不可替代的，“未来一段时间有可能形成多边与双边、区域贸易体制同步发展的态势，但是，双边、区域贸易的发展终将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建立双边、区域贸易协定的国家其最终目的还将在多边体系中得以实现和推广。”

　　张汉林将多边贸易体系和区域贸易之间的关系总结为，前者为后者创造了更好的环境，没有WTO的制度环境，区域贸易只能是奢谈。而区域贸易，恰恰发生在WTO内部，发生在WTO成员之间，发生在WTO的框架下。WTO市场、成员国的开放是参与区域贸易集团或组织的最基本要求。

　　对此，吴国华认为，尽管WTO有其不完美的地方，有些属于WTO本身发展中的问题和前进中的问题，有些属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伴生现象或暂时现象，还有些则属于世界贸易中的必然现象和常态。但总体上看，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加强国际贸易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方面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加入WTO以来的有益经历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而自从2001年入世之后，中国在WTO中的作用也日益明显。

　　金伯生分析说，我国吸收外资连续15年位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外贸总额位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世界第三，众多的人口、广阔的市场、正在发生着的经济体制转型，这些都让WTO对中国期待很大，世界上也有声音希望中国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尽更大的义务。

　　张汉林分析说，中国的市场开放程度远远超过别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开放经济的发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鲜明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这种发展，既非完全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也不是过去所说的进口替代型贸易，而是自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模式的优越性正在显现。中国是促进世界经济贸易稳定发展的积极力量，而不是制度破坏者，很好地履行了入世承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一个更加开放的，有竞争压力的体制和环境对中国企业的成长是有好处的。

　　宋泓认为，中国是现有国际贸易体制的受益者，而且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需要这样一个多边的、规则约束下的国际贸易体制，“推动WTO体制的发展和完善，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世贸组织中将发挥积极、建设性的作用。”

　　“中国提倡利益多样化，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利益自然是一致的；同时，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在制成品贸易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也有着利益共同点”。在张汉林看来，对全球经济贸易发展来说，中国是制度的建设者、利益的平衡者。

　　“在新一轮的谈判中，中国将更有余地，发挥更大的作用”，金伯生认为，中国可以扮演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润滑剂”，发挥协调的作用，“作为一个大国，考虑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责任和作用，应将眼光放得更远些，这也有助于提升我国的民族地位。”□

(责任编辑：柯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