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共生”避开贫民窟

　　陈姐的房子是记者在草桥这处“城中村”里看到的最好的出租房。六七平方米的面积，除了一张单人木板床之外，还有一个不太稳当的小书桌。相当有诱惑力的是，屋子外面有一个1平方米左右的简易卫生间，卫生间是陈姐自己搭的，在院子墙角用砖垒一道墙，再加上几个破了洞的旧单子。因为“条件好”，房租也比别人家贵一点，“包水包电，一个月350元。”

　　最重要的是这间小屋毕竟是实实在在的房子，隔了两排房子的霍房东，向外出租的则是自家搭的简易房，层高比普通民房矮了一截，单薄的石灰墙壁让人觉得撞一下就得倒，每月房租300元。

　　因为临近三环，交通便利，这儿的房子比较抢手，在“村”里转一圈，隔两三户就有写着“出租”的房子，不过几家房东都告诉记者: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营会寺的房租跟这里差不多，六七平方米的房子都在250到300元上下。十八里店村的房租则要便宜不少，同样大小的房子200块钱就够了。

　　在十八里店村，在乡里或者村里工作的村民一年能挣上一两万块，25岁以上没工作的算是失业，每个月补助300块钱。照这么算，一个月几百块的房租对村民们来说也算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调查显示，46.8％的流动人口并不在居住村工作，通勤距离和房租价格是影响他们租房的决定性因素。67.8％的外来人口住房面积在15平方米以下，66.8％的房租在300元以下；收入在每月700至1000元的人最多。

　　“城中村”的租客差不多全是外地人，把他们的家乡在地图上圈出，一个“村”的“村民”能够覆盖大半个中国的各个省区。

　　在北京市社科院课题组调查的112个行政村中，有97个村的流动人口在万人以上。梅松研究员说，一般情况下，外地人是本地人的五倍，“最多的能有十倍”。

　　营会寺的管片儿民警告诉记者，这片“城中村”有500多户居民，现在大部分本地人都到郊区另找房子住了，还住在“村”里的本地人只有60户左右。

　　尽管在“城中村”里外地人多于本地人数倍，但是始终没有形成纯粹的外来人口聚居地。混居的状况让梅松研究员觉得“庆幸”，“如果单纯都是外来人口聚居，就有可能会形成拉美那样的贫民窟。”

　　民风:不安全少娱乐

　　前些天夜里，尖锐的声响把营会寺一家小卖店的刘老板从梦中惊醒。起来一看，小店的玻璃被砖头给砸了。

　　在附近浴室洗浴，澡还没洗完，3000多块的手机就不翼而飞。去年10月份的事让做彩钢生意的孙瑛(化名)至今还耿耿于怀。

　　“环境脏乱”之外，“治安不好”是“城中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曙光派出所的民警表示，营会寺的“城中村”没有治保委员会和巡逻队，流动人口多难以管理。青龙桥派出所的民警则告诉记者，民房本身就缺少防护措施，不如楼房安全。

　　为了给自家的平房增加一道防护措施，十八里店村的村民几乎家家都养狗。

　　虽然，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流动人口都把“外来人口多”当成居住村的重要问题。但是，调查发现，本地居民和外地人的关系要比预估得更加融洽。一半以上的外来人口认为自己和本地村民的关系一般，也有超过三成以上的外来人口认为自己和村民的关系“很好”。而在本地居民中，47.6％的人认为自己和外地人关系很好，认为外地人扰乱本地治安的人只有4.0％。

　　厢白旗桥南烩面馆的周老板就对自己的两个房东赞不绝口。门面房的房东每次到她店里吃饭，就是两块钱的东西，房东也一定要给。而住处的房东则热情有加，每次烧了开水都让周老板和伙计们“尽管用”。

　　在营会寺住了一辈子的王阿姨对外地人的评价很客观:“哪儿都有好的，哪儿都有坏的。”

　　在“城中村”，最普及的“文化娱乐设施”是棋牌室和“影吧”。草桥集贸市场东侧的“村”里，一个路口就开了四家“影吧”，门口的黑板上，不仅有“墨攻”、“玉战士”这样的大片新片，还写着不少“桃色风暴”、“唐朝豪放女”等暧昧的片名。有的一块钱三碟，有的两块钱进场。

　　棋牌室不像影吧这样集中，但分布更广，数量也更多。记者走过的四条巷子里就有六家大小不一的棋牌室，而且生意都不错。

　　在给“城中村”增加设施的问题上，“文化娱乐设施”成为居民们的首选，甚至超过了对“医疗卫生”设施的需求。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