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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1日，法国著名记者、作家和历史学家保尔—玛丽·德拉戈尔斯先生在巴黎病逝。两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这位曾与我结下深情厚谊的《戴高乐传》作者。
我对德拉戈尔斯的怀念，首先因为他具有一个记者应有的激情和责任感，不懈地奋斗终身。1928年11月10日德拉戈尔斯出生于巴黎，早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50年开始记者生涯。除了在1967年至1974年期间从政外，德拉戈尔斯曾先后供职于《法兰西—观察家》、《快报》、《时事》、《费加罗报》、《国防》、法兰西电台等重要新闻媒体并担任领导职务。他一生走访过30多个国家，撰写过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报道和评论，出版过关于法国20世纪历史、外交、国防、战略等问题的20部著作。
我怀念德拉戈尔斯，还因为他经过40年的艰辛创作，最终在1999年发表了一部新的《戴高乐传》，为塑造这座法兰西民族的丰碑做出了重要贡献。回顾德拉戈尔斯的创作历程，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其一，《戴高乐传》是作者通过对戴高乐1970年去世后国内外出版的无数书籍和新史料，以及对上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主要国家开放的二战档案的研究，在他1964年出版的《在两个世界中的戴高乐》的基础上进行再度创作而完成的，是法国研究戴高乐将军的最新成果。其二，作者在创作中得到了戴高乐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并有幸同戴高乐就创作问题交谈，这在法国戴高乐传记作家中是独一无二的。1964年3月29日，戴高乐在审阅《在两个世界中的戴高乐》的清样后致函德拉戈尔斯，指出：“在我看来，这部著作总的来说符合事实，也符合我的心理。……其写作风格是明快的。”
我怀念德拉戈尔斯，更因为他从1972年访华并参观毛泽东主席的韶山故居，到2004年10月参加法国文化年开幕活动，始终是戴高乐倡导的对华友好传统的实践者，是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两年前，他不顾年迈体弱，以戴高乐基金会理事和《希望》杂志主编的身份，偕夫人来京参加法国文化年开幕活动，出席“戴高乐生平展”开幕式并抱病为“戴高乐生平展”撰写了题为《戴高乐——叱咤风云的伟人》的文章，颂扬戴高乐在1964年所做的法中建交的英明决定。他写道：“在法国和人民中国之间建立直接关系，是最能说明戴高乐在国际舞台上采取行动的决定之一。他超越了法中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做的不同选择，宣告中国终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中国人民的命运将会对其他所有国家的人民具有重要意义，法国应当同中国建立密切的联系和进行持久地对话。”
我怀念德拉戈尔斯，还因为他在有生之年，满怀对中国的深情，积极支持《戴高乐传》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把它看作是一件加强法中政治文化交流和两国人民友谊的盛事。2004年3月，德拉戈尔斯在应译者要求寄来戴高乐生平照片的同时，主动寄来了胡锦涛主席在参观戴高乐基金会时的题词“伟人风范长存中法友谊常青”的手迹光盘，以及胡主席当时受到热情接待的照片，并希望《戴高乐传》中译本刊登胡主席的题词，以飨广大中国读者。同年10月德拉戈尔斯访华时，同我制定了邀请4位著名中法友好人士为《戴高乐传》中译本写序的计划。他回国后，立即找法国宪法委员会前主席、戴高乐基金会主席伊夫·盖纳先生商量此事，并在一周内就传来盖纳的中译本《序言》。盖纳在《序言》中写道：“法国人民没有忘记戴高乐”，“中国人民也没有忘记戴高乐，正如中国文化年和法国文化年先后在法国和中国举行，以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希拉克先后在巴黎和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所证明的那样。”这番话言简意赅，充分地表达了作者的心声，就像法国前总理梅斯梅尔、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奎元和中国前驻法国大使蔡方柏所写的序言一样激动人心。
德拉戈尔斯毕生呕心沥血，为20世纪法国伟人戴高乐树碑立传，他逝世时被希拉克总统誉为法兰西的“一支敏捷和明快之笔”，“善于解读历史之运动”。
经多方努力，德拉戈尔斯的巨著《戴高乐传》终于在2006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实现了他的一大遗愿。而今，在德拉戈尔斯逝世两周年之际，我谨作为他著作的中译者和忘年交写此短文，寄托我的哀思，缅怀他的业绩，并告慰他的英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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