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全国各省区市ＧＤＰ快速增长的“成绩单”令人瞩目。与之相伴，能源消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也“红灯”频闪。

　　随着“十一五”各项指标逐步分解到位，人们普遍关注：今年的两个约束性指标会不会落空？科学发展观能否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自上而下打响降耗、治污攻坚战

　　今年上半年，全国单位ＧＤＰ能耗同比上升0．8％，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也不降反升。按照“十一五”规划纲要，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要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完成这两个“硬指标”的压力显而易见。

　　向高能耗宣战——7月26日，中央召开节能工作会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各省区市政府和千家高耗能企业签订了节能目标责任书；国家发改委、能源办、统计局、质检总局和国资委联合开展了“千家企业节能行动”，针对燃煤工业锅炉（窑炉）改造、建筑节能工程等实施“十大节能工程”……

　　对高污染整顿——7月，环保总局与河北等9个省（区）政府签订了“十一五”污染物总量削减目标责任书；10月，国家环保总局勒令违反“三同时”（即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施工、投产使用）规定的山东沾化电厂热电联产扩建工程等8个项目停止试生产和限期整改；对“十五”期间审批的2453个建设项目逐一进行环保监督检查……

　　在各部委打出的降耗减排“组合拳”作用下，地方政府也层层落实“军令状”，将压力和目标分解到每个地区、每个企业甚至每个岗位，将节能和环保指标纳入地方官员和企业负责人的考核内容，并不断加快整顿步伐——

　　能耗大省山东确立了千户重点能耗企业，制定了49个产品能耗指标，对能耗超标单位实行加价收费，建立了能耗情况月统计、季公报制度；

　　山西省提高新开工高耗能项目的准入门槛，对擅自批准高耗能项目将追究责任，对利税大户也是污染大户的煤炭、焦化、冶金等重点污染企业限期内未完成治理的坚决关停；

　　贵州、宁夏等西部资源型省区，明确今后未进行或未能通过节能、环评审查的项目一律不批，从源头控制新开工高耗能、高污染项目；

　　广东省出台新规，将排污控制指标纳入政绩考核。江西省资溪县率先实施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审计，将审计结果与干部升迁挂钩……

　　节能耗能、治理污染进入“相持期”

　　三季度能耗指标虽略见好转，但有关权威人士分析，“开局”之年完成降耗减排指标难度依然很大。

　　今年供需基本平衡的煤炭市场，部分地区与企业仍在大量扩大产能，有些甚至未经审批核准就盲目开工；铜、铅、锌冶炼能力快速扩张，仅铜冶炼在建、拟建项目总规模就超过250万吨，与现有能力相当；一些高耗能企业面对需求转旺，又沿用甚至增加产业政策明令淘汰的落后生产能力……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能耗强度增大的历史阶段。”权威专家指出，我国的龙头产业，如矿产、纺织、冶金、造纸、钢铁和化工等几乎全部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单位ＧＤＰ能耗比发达国家平均高47％，产生的污染几乎是发达国家的几十倍。更令人忧心的是，很多地区重复上马粗放型的工业项目。

　　“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期相对应，我国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也正呈现高位波动、时好时差的相持状态。”

　　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叶如棠分析，以污染物排放总量来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曾出现缓慢下降的势头。“十五”中期再度出现的污染反弹，正是相持阶段波动的反映。这一阶段将延至何时，关键就看“十一五”期间降耗减排的效果。

　　显然，今年开始执行的两项约束性指标，标志着传统经济向循环经济转轨迈出第一步。它需要有一系列技术的、行政的乃至工程的措施与之相配套，客观上有一个过渡期。

　　叶如棠认为，企业降耗减排所依托的工程设施的兴建，往往要等半年甚至一年之后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在“开局”之年甚至第二年，完成或达到5年平摊的降耗减污指标可能会有难度，但重要的是把基础工作做扎实。对那些置两项指标于不顾、能耗或污染不降反升的地方和签约企业，不管其经济指标增速有多高，都应给予警示。

　　降耗减排“紧箍咒”抗衡“ＧＤＰ崇拜”

　　国务院日前批复的《“十一五”期间各地区单位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指标计划》显示，七省（市）降耗标准被调高。事实上，一些能源大省的降耗指标超过20％，有的甚至达到30％。

　　显而易见，能耗下降的“紧箍咒”与一些地方经济发展的“ＧＤＰ崇拜”形成强烈反差。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地方在“开局”之年追求“开门红”效应时，行政主导的投资趋热骤然增多。虽然，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ＧＤＰ增长8％的预期目标是综合考虑各方面条件后确定的，但大部分省区市都把增长指标定在12％以上。

　　一方面是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耗费巨大的资金用于各类污染治理工程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相当部分的设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或时开时停，或明开暗停，或干脆闲置不用，无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情况在企业随处可见。企业的偷排与反偷排正成为“相持阶段”的矛盾焦点。

　　中华环保世纪行执委会主任何嘉平表示：这几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大多超额完成，但“环保欠账”问题为何总是无法解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环保执法不力、企业违法成本太低、缺乏对有关官员的问责，环境成本已经形成了一份“赤字账单”。

　　用“硬约束”实现“硬指标”

　　面对严峻的降耗减排形势，中央党校研究员曾业松指出，如果每个地方都从自己的地方利益出发，认为自己不是降耗减排的主力，那么“十一五”的两个约束性指标的完成很可能面临“流产”。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以资源、能源高消耗的重型工业，几乎清一色成为拉动各地经济增长的首要支柱产业，产业结构“重型化”是能耗居高不下的“惯性”所在。

　　专家分析，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方式转变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经济发展道路，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新旧模式的抗衡使问题集中暴露，只有用“硬约束”“硬手段”，才能使经济增长模式尽快突破“相持阶段”。

　　“能耗高而趋升、污染大而治理不力，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价格机制扭曲。”经济学家张曙光表示。专家认为，合理的价格体系是最有效的经济杠杆。尽快对资源和能源价格体系进行重大调整，才能引导现有的能源和资源高消耗型增长方式实现根本转变。

　　今年，我国将“绿色ＧＤＰ”纳入对地方政府的考核评价体系，旨在激励地方政府转变政绩观。

　　2007年是我国发展和改革十分关键的一年。专家提示，临近岁末，必须谨防一些地方或企业将能耗数据“搀水”，用“硬约束”确保两个“硬指标”的实现，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交出一份实实在在的合格答卷。

　　中国绿色ＧＤＰ历程（新闻链接）

　　从1949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采用的核算体系一直是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计划经济模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才逐步转向大多数国家通用的国民账户体系（ＳＮＡ），到1992年基本完成这一转轨。

　　1996年，国家统计局在国民经济核算司下增设资产与资源环境核算处，这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走向绿色ＧＤＰ的真正意义上的开端。

　　在2002年修订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首次在附录表中增加了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表。这些核算绝大部分仅限于实物量，还未涉及价值量，但显然为进一步发展绿色核算奠定了初步的统计基础。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04年。随着中国整体环境形势不断恶化，作为监管者的国家环保总局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个包括门卫在内只有220多人的“弱势机构”，迫切需要借助更多的政策工具，来加强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在这层意义上，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涛告诉《财经》记者，绿色ＧＤＰ对于环保部门是一个很自然的“政策需求”。

　　2004年3月1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会议上，首次在决策者层面明确提出了“绿色ＧＤＰ”的概念，指出“要研究国民经济绿色核算方法”。之后，环保总局、国家统计局提出争取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建立中国的绿色ＧＤＰ体系框架的目标。

　　当月，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启动了《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ＧＤＰ核算）研究》项目，为这一浩繁的巨大工程正式拉开帷幕。

　　最初的计划是在东北、华北、西北、华南、东南、中南各选一个省试点。由于一些省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到2005年初，试点省份最终确定为十个，分别为北京、天津、重庆、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广东、海南、四川。

　　今年7月初，涵盖了31个省份以及42个行业的阶段性报告，最终通过了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统计局在北京联合组织的专家评审会。

　　王以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