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家):当下，现实生活确实是非常丰富，有些号称能够虚构故事的作家挖空心思也想象不出来。我们是把社会新闻改编成小说呢，还是我们忘掉生活中戏剧性很强的东西，然后另起炉灶写自己的作品。有的人可以关注现实，用小说替下层说话，甚至试图用小说改变社会；但也应该允许有的人钻在象牙塔里，写那种悠闲的东西。每个作家应该写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不要一窝蜂。如果大家都盯着所谓的现实，那写出来的东西就差不多了。

　　王鸿生(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艺术世界“独立”于现实世界。即便说现代生活经验的碎片化、插曲化、零散化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文学是不是一定要与这种事实构成一种反映论的关系？如果说我们对文学的超越功能还有某种记忆的话，那么对生活的总体性的认知需求和解释努力，是不是就一定要被放逐？一部长篇小说是应该提供一个完整的世界的。一个人的生命尊严是需要连续性的经验来予以支撑的，否则，我们就不得不陷入虚无。这正是现代或后现代叙事的困境。文学如果不是玩笑，也不能仅仅和生活保持一种反映论关系，而要对生活世界有所介入并有所照亮或提升，那么，一种对生活的总体性把握的要求，也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的。

　　陈家琪(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的作家现在写不出那种具有悲剧意味的作品了。这不再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现在我们的时空里不仅没有了对错问题，也没有了善恶好坏的问题，也没有了尊严。尊严是一个与自由相关的概念:这是我的选择。人没有人的尊严感，也就没有了人类共享的感情。由于时代、文化、民族、相对的、多元的等等这些概念，我们不相信有人类普遍感情。另外，我们的语言现在贫乏到了极点，越小的孩子越会说自己的话，大了就不行了。这也败坏了我们对语言的感受力，所以拯救我们民族的希望寄托在语言上，语言的拯救就寄托在我们的诗人和作家身上，他们会找到语言表达方式，来把我们还没有被唤醒的感觉唤醒。

　　王晓明(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最近十五年，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新的训练年轻人的方式:实际生活层面，让他们明白，你是无力反抗现实的，只有努力适应；精神生活层面，则让他们相信，个人的物质生活的改善最重要，别的都跟你无关，开开心心就好。年轻人当然不可能完全就范，但缺少能帮助他们的精神和物质力量，所以苦闷、沮丧、挣扎、屈服、无奈、通过搞笑来发泄……年轻人的普遍的沮丧和软弱，以及由此造成的“对认真的精神生活”的回避，是发生在当代生活中的最重大的事情，这也是小说逐渐丧失新的读者的关键原因。但是，在新的训练方式逐渐成形的至少十五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文学干了些什么？在哪些方面是参与了抵抗，又在哪些方面参与了那个训练模式的成形？小说早已经——现在还在继续——深深卷入了最近二十年的压迫机制的形成过程，也同样卷入了社会的反抗过程，如果相信小说可以置身事外，那就真是莫大的自欺了。

　　——摘自《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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