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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福民
中国古典文学的文脉血统流传至清代，在小说方面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论起文言文的简洁精当、入木三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无人能出其右的短篇经典，而整合了明末从冯梦龙到《金瓶梅》的白话文成绩并且浑然天成、“孤标傲世”的《红楼梦》，则是中国人文化骄傲的象征性标志了。鲁迅先生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传统充满鄙夷和复杂痛感的人，他在某次答复开列必读书目的要求时甚至激烈地说:“此前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我以为中国书最好一本都不读。”但即便如此，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鲁迅却对《红楼梦》做出了前无古人的高度评价:“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算不上专业红学家，并且对那类读了书就想钻进作品中充一个角色的痴迷行为，他还给予过辛辣的讽刺。但他对《红楼梦》极为熟稔，在他的文字中颇多援引《红楼梦》人物典故并成为一种共鸣性的表达。最著名的莫过于“贾府的焦大绝不会去爱林妹妹”以及“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等等。对于《红楼梦》在中国文化史上所达致的高度，鲁迅的倾心认同是从不讳言的。
有清一代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红楼梦迷”，以至无论在文坛还是在民间，“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高调定位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将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清代读书人走火入魔索隐成癖，弄出了很多笑话。直到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之后，“红学”才登堂入室成为一门被公众接受认可的学问。然而这门学问后来越做越玄奥越做越邪门，从“本事索隐”到作者家世考据再到刘心武氏的“解密揭秘”，现今变味儿的“红学研究”浩浩荡荡，大有凌驾于《红楼梦》文本之上的趋势。这至少导致了两个后果，其一，它败坏了文学研究的声誉，使得原本就繁复生硬概念迭出的文学研究形势雪上加霜；其二，它无情透支了《红楼梦》作为文学接受的阅读乐趣——关于脂砚斋、畸笏叟和曹氏家族、关于皇帝皇妃、关于秦可卿与某亲王太子、关于大观园宁荣二府建筑结构等等等等，他们都能说上“一千零一夜”——然而，本当的、文学意义上的阅读以及只有通过阅读才能体会到的艺术妙谛，却被致命地忽略甚至挤压掉了。
就这个意义而言，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再版时更名为《知味红楼》)对于所有认真的文学意义上的阅读者来说，是一种迟来的福音。这部六十年前问世的著作，之所以被称为“红学史上十分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因为它完全超越了以胡适为代表的力主“自传说”的“新红学”框架。在此书“导言”中，李辰冬开宗明义，首先厘定了“对以往各种考证应有的态度”，他说，“自胡适之先生考出《红楼梦》为曹雪芹作的以后，他下一个结论说，此书是作者的‘自传’，于是十数年来大家都认作定论。这定论本不错。其实不止《红楼梦》，一切的小说都是作者的自传。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是他，莫泊桑也说‘漂亮朋友’是他，至少一部分是他”，但如果上述小说仅仅是单纯自传，那么它们的“表现范围绝不能像《红楼梦》这样广泛”。“一部作品之最重要的，不在其材料，而在作者的意识”，因此“考证的目的，在帮助读者发现作者的意识，这种目的达到，其任务也就完结”。相对于旧红学的异想天开疯狂索隐，倡导“自传说”的新红学在二十世纪30年代还是一如日中天的庞然大物，其历史不过二十余年(以胡适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为标志)，李辰冬的研究总体来说也属于新红学的范畴。然而李辰冬初生牛犊不畏权威，他从文学的立场出发进入作品，并通过自己的研究终结了新红学在“自传说”方向理路上的脚步。
应该说这是一项具有相当理论含量的工作，照道理说似乎应该弄得“学术”一些，但《知味红楼》以自己的诚实朴素的写作风格与时下流行的那些逻辑森然、叠床架屋、八股腔十足的“学术著作”区别开来了。作者在阐述自己观点时，没有端着架子罗列各种概念，这位巴黎大学的文学博士尽管也颇以“用西方文学观点”进行全面研究而自期，但他对《红楼梦》的解读和进入方式却是地地道道中国化的。所谓中国化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这里几乎不可能详细讨论。但仅就李氏在他自己的研究中所展示出来的部分而言，轻概念而重感受，轻推演而重直觉，轻理论而重阅读是其最基本的特性。举凡全书的行文，李辰冬依托《红楼梦》文本而论证或者生发观点的篇章段落俯拾即是，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又轻松自如，对作品的深切进入与体察完全依赖于快乐的阅读。
仔细检讨下来，不单是有关《红楼梦》的研究，在现代学术日益膨胀增殖、学科分工越来越细密的情势下，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批评，已经走上了一条以空洞概念冒充理论、以理论推演取代文学阅读、以笼统时髦的流行词汇抽空历史意识、以陈词滥调抵消语言感觉的病态道路。似乎不如此则不深刻，不深刻则不“学术”。在这样的“学术焦虑症”或曰“深刻焦虑症”的影响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要么寄生在学院体制内自说自话，要么跟着时代潮流善颂善祷，除了让自己变得越来越面目可憎之外，它能够有益于文化积累构成、有益于阅读生活、进而有益于一个时代的文明建设的方面，已经勉为其难所剩无几了。
切实沟通当下与历史深处的某种隐秘关联，在人的命运表达和人性纠缠的层面上寻找文学存在的理由，已经是不容漠视的问题。而这一切要求所有关心文学的人们，从阅读开始，从体味开始，重建当下文学研究的感性乐趣。在这样的语境中与李辰冬先生及其《知味红楼》相遇，既是一种简单的幸福，也包蕴着一种严峻的历史吁求。
《知味红楼》李辰冬著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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