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德国在后冷战的十年中，已经打破了出兵海外的禁区，尤其在1994年以后，这个方面的行动越来越升级，科索沃危机的时候德国派了战斗机，而且参与了驻军行动。后来的反恐行动中，施罗德又明确表示完全支持美国。

　　可以说，在红绿联合政府的领导下，德国不仅在客观层面上，而且也在主观层面上实现了外交政策的“正常化”，以平等目标为实质内容的德国外交政策的“正常化长征”已告终结，德国在后冷战时期外交政策的调整也随之宣告结束。

　　“新德国问题”是一个庞大而艰巨的课题，在21世纪需要继续进行探索。我认为，在后冷战时期，德国在国际组织授权下使用军事力量改变了原来基于特殊地位而形成的克制态度，但决不意味着统一德国将重行军事大国实力政策，而是适应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正常状态。这种变化是对本国外交政策因国际局势演变而作出的调整，并未改变原有政策的性质、目标和根本的国际取向，因而得到德国的西方主要盟国，特别是美国的认同与支持，“9·11”事件就是一个标志。

　　将德国在后冷战时期一改过去近半个世纪非军事化外交政策的常规做法问题，纳入德国外交政策实质目标即平等地位（“平等”这时与“正常化”同义）的范畴去理解，是我的主要论点。在21世纪世界历史新时期，特别是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国际局势新的发展条件下，已经完全实现平等地位的德国将如何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我们应该对这个问题给予高度重视。

　　德国21世纪外交政策的新任务是所谓的“国际秩序政策”，包括了以下的一些内容：继续同美国实行旨在建构国际新秩序的紧密但不是无条件的合作；继续深化和扩大欧洲一体化；致力于区域性和全球性国际合作机制发展，使危机和冲突处理法制化、文明化；以信奉民主和宽容、开放的社会经济秩序以及社会公正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外交政策，回击原教旨主义挑战。

　　尽管仍有国际、国内等诸方面困难与问题，如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欧洲一体化的障碍、德国“内部统一”的压力和统一带来的巨大财政负担等，德国仍将是西方继美国之后或不同于美国的“国际秩序政策”最重要的行为体，这是有积极建设意义的。因此，我们应该把德国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德关系的发展前景还十分广阔。

　　（文/连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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