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山东省菏泽市一位被拆迁户李民生，因为无法承受开发商和当地政府“找不到房子就强拆”的巨大压力上吊自尽了。令人惊讶的是，当地拆迁指挥部某位领导在知道这一情况后，不是着手化解矛盾，调整拆迁工作，反而用一种见怪不怪的口吻当众说：“哪个地方拆迁不死几个人啊？气死的、吓死的、逼死的……”（11月29日《记者观察》）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副典型的酷吏嘴脸。 酷吏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源远流长。当年司马迁写《史记》，就专门为他们作了一卷《酷吏列传》，在此后2000多年的历史上，酷吏的种子一直绵延不绝。现在中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酷吏原本应该从政府官员的行列里消失，但这位领导的一席话，却让我们意识到，酷吏的存在，仍然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 酷吏的最大特点是敢于痛下辣手，毫无恻隐之心。以此来衡量菏泽的这次拆迁，就会发现的确如此。比如报道中说，一位女士曾经向拆迁指挥部哭诉丈夫重病卧床，希望能够获得怜悯，换来的结果却是“下午我丈夫正在输液时，来了几百人的执法队伍团团包围了整条街，头戴钢盔的行政执法人员拿着大锤、钢钎，从邻居家墙上强行打开一个洞，把我家的门窗砸得稀烂，我连气带吓当场休克过去，后来还是我丈夫拖着病体把我送进了医院”——让古时的著名酷吏张汤、来俊臣等人来主持拆迁，其手段也不过如此吧？ 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也许是：酷吏产生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恐怕主要有这样几条：一是任命制导致了官员只需对上负责而不需对下负责。无论民怨再大，只要领导满意，照样可以升官；二是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的政绩观催生了酷吏。比如拆迁，如果“上面”只要限时拆完，别的不管，“下面”当然就乐意强力推进，无所不用其极，因为这样才能显示出他们的“能力”和“魄力”，拿出耀眼的政绩。 中央早就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酷吏在本质上和这一总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当然，要根绝酷吏现象，单靠中央的约束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加快干部选拔制度的改革、努力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熟、尽最大努力来推动和完善法治建设等，使酷吏无处容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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