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龙教授

　　李云龙：坚持为死刑犯辩护

　　民意不能代表法律，法律的制定有科学性，只有依靠对法律的科学宣传才能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

　　撰稿／贺莉丹（记者）

　　有“中国死刑辩护专家之称”的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李云龙曾为18个死刑犯辩护，其中有14人得以“死里逃生”。

　　1992年，一个26岁的年轻人因盗窃3万元的“红塔山”香烟，被一审判处死刑。按照当时《刑法》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产数额达到了3万元以上，可以适用死刑。李云龙出庭担任二审辩护律师，受害者也为年轻人求情，但仍然无力回天。

　　经过长时间研究，1996年6月李云龙与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沈德咏发表了的题为“盗窃罪适用死刑的比较研究”的论文，认为不宜再将盗窃3万元作为死刑起点线。文章在学术界引发争鸣，后来，他们提出了盗窃普通财物不宜判死刑的建议，被立法部门的采纳，并正式写入《刑法》，从此取消盗窃普通财物犯罪的死刑，只有盗窃金融财产和国家文物等，才能被判处死刑。近日，李云龙教授在沪接受了《新民周刊》专访。

　　记者：对肖扬所说的“让每一起死刑都经得到起死刑检验”，你如何看待？

　　李云龙：很多国家对判处死刑的被告都保留上诉权，对死刑实行三审制。在我们国家，一审经中级法院判决后，被告人可以通过二审上诉到省高级法院，按照法律规定，死刑核准应该由最高法院行使，但死刑核准权下放到了省级法院。实际上，我们的两审终审制有时会变成一审终审制，比如说，省高院本身就指定中级法院对这个案子判处死刑，被告人即使上诉也无济于事。死刑之事，人命关天，理应慎重。

　　记者：在你看来，死刑是不是抑制犯罪的有效手段？

　　李云龙：毛泽东讲过，杀头不像割韭菜。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法》中，只有13个罪名可以判处死刑，我们国家死刑发展严重是在80年代的“严打”之后，1997年的新《刑法》中，有414个罪名，其中有73个死刑罪名，经济犯罪适用的罪名有28个，占了近三分之一。

　　世界上许多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基本都往轻刑法方向发展，废除死刑或限制死刑是一种趋势，对经济犯罪更是很少判处死刑。

　　18世纪的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了废除死刑的观点，贝卡利亚认为死刑不能制止犯罪，当天判处死刑，当天就有杀人犯杀人，犯罪受到经济、政治、社会、法律各方面因素影响。贝卡利亚认为，“体现着公共意志，憎恶并惩罚谋杀行为的法律，自己却同样搞谋杀，它为了阻止公民做杀人犯，却安排了一个公共的杀人犯，我认为这是一种荒谬的现象。”贝卡利亚这一学说影响深远。

　　记者：你认为我们在立法上是否要废除经济犯罪死刑？有的人就认为在经济犯罪领域废除死刑是为贪官污吏开脱罪责，在包庇纵容贪污犯罪。

　　李云龙：我认为，对严重的杀人、杀死多人的案件应该判处死刑，但应限制当前对经济犯罪的死刑，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经济犯罪都不判处死刑。现在世界上有86个国家对包括经济犯罪在内的所有犯罪都废除死刑，有30个国家保留死刑但不判处死刑。一些国家对经济犯罪是用判处1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来代替死刑。

　　我认为，当前在刑法的罪名上要减少死刑罪名，对盗窃罪或抢劫罪，只要没有造成人身死亡的，都应该不判处死刑，有些经济犯罪更不应该判处死刑。我也不赞成对受贿案件判处死刑，应该给受贿犯罪人一个改造的机会。贪污罪是将公共财产占为己有，我认为对贪污数额很严重的案件才应该判死刑。

　　国际刑法规定，死刑犯不引渡。如果我国贪污罪适用死刑，我们就不能引渡出逃到其他国家的贪污犯，也不能追回流失到国外的资产。余振东是第一个国外引渡的案例，只判处了他12年有期徒刑，因为我们承诺不判他死刑，才能将他引渡回国。

　　记者：2002年的一份调查显示，88％的民众反对废除死刑，这是否说明废除死刑尚不具备民意基础？

　　李云龙：民意不能代表法律，法律的制定有科学性，只有依靠对法律的科学宣传才能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来源：新民周刊）

(责任编辑：王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