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景区门票涨价透支未来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鹏

　　尽管多数景区目前已进入淡季票价，但一年来飚涨的门票价格，以及由此引发的旅游开发模式及背后的深层体制痼疾，仍引人深思。

　　票价飚涨，旅游者用脚投票

　　“票价上涨是保证景区长远发展的一条捷径”。面对今年从80元一路涨到140元的票价，昆明石林旅游景区门票景区负责人这样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景区不堪重负，负债经营，尤其对比全国几大著名地质公园门票，石林门票收费过低”。

　　石林涨价，只是沧海一粟。在今年愈“刮”愈烈的景区门票涨价风中，玉龙雪山、张家界、黄山、九寨沟、无锡、苏州、雨花台……大批著名景点票价涨幅平均达到50%。

　　“门票价格上涨是大势所趋。”大理旅游集团副总宇旭东向《瞭望》新闻周刊介绍，大理景区门票在全国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比如方圆300平方公里的苍山地质公园一直在不断升级，但直到今年7月1日才推出了30元门票；蝴蝶大世界、五朵金花表演等等观光项目甚至不收费，最终只能从其他门票里拿回成本，与巨大的设施投资严重倒挂。”

　　与此同时，旅游消费者的态度是“用脚投票”，一些著名景区开始出现了“门票见涨、人气走低”的现象。北京某旅行社老总向《瞭望》新闻周刊抱怨，目前几乎所有景点都主要靠门票来赚钱，“门票定价权下放后，在门票价格上下的功夫越来越多。”尽管各个旅游景点门票有了淡旺季之分，但总体来说票价是越涨越高，并向着捆绑销售的方向发展，令不少消费者抱怨景点门票价格虚高，不切实际。“最后的结果是人气低落，影响市场健康。”他说。

　　事实上，目前门票价格上涨已经波及影响到了整个旅游业的健康。昆明康辉旅行社副总经理朱伯威举例说，大理、丽江自从2005年上调部分景区门票价格以来，组团费用水涨船高。但为了稳住市场，地接方面只能从吃、住、行、娱、购等环节尽量压低成本，“结果不言而喻：服务质量开始下滑。”在他看来，旅游业涵盖食、住、行、游、购、娱六部分，“只在景点门票上做文章似乎不利于产业的健康发展，特别是我国旅游市场方兴未艾，保护出游者的积极性，培养客源市场应该是当前首要的课题。”

　　涨价的原因

　　“价格不是惟一的手段，但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门票在目前财政不多的情况下是一种增收的办法。”对此，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副秘书长刘强认为，“目前我国对景区的政府财政补贴严重不足，门票自然成为弥补保护、开发、管理经费不足的一种重要来源和方式。”

　　现行管理体制对绝大多数重点景区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要求景区自收自支，并担负扶助地方经济的职责。据调查，国家对我国177个重点风景名胜区每年仅拨款1000万元，因此各景区需要加大力度创收，保障景区正常运营，门票收入便成为各景区直接依赖的经济收入。而且部分景区（包括世界遗产景区）的收入被用于补充地方财政收入，像北京八达岭景区门票收入的40%上缴延庆县财政、十三陵景区门票收入的30%需上缴昌平区财政。

　　但景区门票上涨后，会不会带来服务和景点保护质量的提升？云南省旅游局行业管理处副处长杨许云对此表示怀疑，“当投入相对固定、游客量相对平稳之后，涨价带来的收益未必用于景区的维护更新。我们暂时看不到维护和收益的必然关系，而对公共资源的投入本来就是当地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超过公益需要的涨价反而变成了对公共资源的变相掠夺，将严重制约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云南师范大学旅游系副主任符继红指出，目前各景区给出调高门票价格的主要理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世界遗产和国家重点景区资源，通过提高门票收入获得资金用于资源维护。但是世界遗产等重点景区的设立宗旨是满足公民提高生活情趣、增长知识、接受教育等方面的需要，是一种满足公共需要的公用物，每个人都拥有参观、欣赏的权利。从这个角度看，景区要求门票涨价过高是不合理的。这剥夺了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共享的权利。

　　透支旅游业未来

　　“现在的涨价都有一个硬伤：根本不顾及会给其他要素带来的影响，只顾埋头收钱。收入是上去了，但无异于饮鸩止渴。”朱伯威认为，当前各地对旅游景区还没有学会从管理中要效益。以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为例，158元门票收入中真正用于资源保护的只有8元，另有47元要用来弥补“景区管理成本”，其代价竟然是资源保护的6倍左右。

　　有业内人士更指出，价格管理部门未能严格把关，政府管理部门没有从开发、经营的整体平衡以及效益提高上对景点进行政策性指导、调控，造成旅游景点经济收入模式畸形发展，是导致旅游景区票价虚高的体制原因。

　　“一些管理部门更是急功近利，将旅游门票收入看作衡量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经济指标，甚至成为某些单位和部门追求经济利益的重要目标。”朱伯威强调，“单纯的门票涨价既是对旅游业发展规律的蔑视，更是对旅游未来的透支。”

　　与此相反，在旅游业相对发达的国家中，景区门票、住宿、路费仅占总支出的30%，其余70%都用在娱乐、餐饮、购物等方面。国外在世界遗产及国家重点景区方面秉承的原则是，以弘扬民族文化实施教育功能为主，门票价格不超过人均月收入的1%，并且对学生、老人等实行免费。

　　比如，日本的绝大多数景点景区都不收什么门票，金阁寺算是最贵的，折合人民币也才70元；在意大利，最贵的景点门票价格也不足人均月收入的1%。而这些国家的国民收入无一例外都超过了中国。与之相比，我国景区门票价格偏高，占城市居民人均月收入的7.6%，占农民月收入的32%。

　　“这说明中国旅游业还在相当粗放的层面徘徊不前。”符继红认为，单纯贩卖景点不是中国旅游发展的长久之计，配套开发、贴身服务、文化挖掘、多元格局才是旅游业成熟的标志。

　　走出门票“死胡同”

　　“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国家需要保护各类自然文化遗产以及各种珍贵资源的范围广，而政府能够承担的保护资源和文物的资金却十分有限，从而导致国家对世界遗产及国家重点景区的定位是事业单位、却又要其努力创收。”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博士依绍华认为，国家在目前情况下既希望实现各重点景区公益作用、又希望减轻国家负担的双重目标，充满了矛盾。

　　因此，杨许云的观点是，出于景区发展和建设的统筹考虑，门票并非不能涨，但关键是怎么涨，要让利益诉求在公开、公正的环境下公平实现，同时更要符合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最怕的就是把涨价的门票变成当地的摇钱树，完全抛弃了公共资源本该承担的社会职责和公益角色。”

　　不能不看到，由于景区门票价在我国价格法中仍被规定为政府指导价，因此景区门票涨价往往由政府拿出涨价方案再举行价格听证。但是目前的价格听证制度遭到了众多质疑。在符继红看来，景区门票价格听证会制度目前急需加强监督和监管，“再不能让听证会走过场。”

　　依绍华认为，除了完善门票涨价听政制度外，目前更现实的思路是，走出门票涨价“死胡同”，在我国景区管理中构建有效的社会参与模式和景区多样化经营体系，形成资金来源和管理的多渠道，从根子上解除目前我国景区的“门票依赖症”。

　　她建议，资金方面可以要逐步形成主要由财政拨款、捐赠、基金、发行彩票等多种手段共同支持景区运营和资源维护费用。比如，设计专门用于世界遗产和国家重点景区保护的彩票制度。同时，实现多样化经营，重视旅游商品收入。许多国家的旅游购物收入已占旅游总收入的70%，而我国旅游购物收入一直仅占20%左右。因此，可以推出鼓励措施推动各景区重视旅游商品促销，和游客食宿和娱乐等方面拓展思路以增加收入。□

(责任编辑：柯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