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记忆化作痛

　　作者：刘工昌

　　小时侯常听祖母讲起她小时的事。

　　祖母总爱盘着腿坐在一个蒲团样的草垫席上，讲的时候老是习惯性的一根根的抽着草垫席上的草根，她语调平静面无表情，好象说的是点稀松平常的事儿，讲的人没劲听的人没趣，我们很快四散去，疯累了再跑到她怀里来歇一会，往往她还在那里还是那样坐着没动，只是抬起她那张核桃般皱缩的脸，一动不动的打量着柳叶外点点阴冷的天空。祖母的年轻时代是跑兵荒里跑出来的。黄伪军、保安团、土匪、游击队，当然还有日本兵，在祖母看来，都差不多，都是拿着枪象打靶子一样照人打。祖母对日本人的唯一记忆是有一次日本兵撤出村子后在村西头李洪凡家辣酱坛里拉了一耙屎。据说日本人很喜欢孩子，不杀小孩。

　　我父亲这一代人是伴着《地道战》《地雷战》的英雄电影和“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的嘹亮歌声长大的，圆瞪着双眼蓄着仁丹胡的龟田（似乎总是这么个名字）小队长手舞军刀声嘶力竭的高呼“向前进”，然后是一声轰响，小队长笨重的身形象纸糊的人影一样缓缓倒在地上。这一电影中多次重复的镜头成了父亲对日本人最初也是最终的印象。

　　在我出生后的两个多月，正在邻居家和一堆人骂骂咧咧的高谈着的父亲听到我生病的话很快扔掉了手中的报纸，急忙抱起我到八里多路外的镇医院去打针，被父亲扔掉的报纸上满脸微笑的周恩来总理与同样满脸微笑的田中角荣首相的双手紧紧的握在了一起。

　　在我能看东西时，银幕上冷竣的杜丘贤淑的幸子温柔的山口百惠骤然成了人们新宠，有路就有丰田车对普通中国人还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伴着美丽女孩一起跳出来的亲和迷人的松下电器则成了每一个中国家庭实实在在的热望，而脱下这身社会主义的行装被哪个日本老板看中哪怕过去是端几天盘子也成了实现这一切的最好捷径。看了使馆门前为了一张去日本的签证弄得人头攒动的场景，不由得不让我想起祖母和父亲的讲诉仿佛来自另外一个遥远的世界。在那几近沸腾的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希奇古怪的气息。当一个年迈的日本老人怀着复杂的心情重新踏上这片土地寻找当年战火中失散的孩子时，他的眼前一下子钻出5、6个自称是他儿子的中国人。同样出名的还有一个同样年迈的中国人，30年代奔走于名媛与富豪间，抗战时当过汪伪中宣部科长和汪伪浙江日报总编，耄至之年不仅听不到半点为人的忏悔自责，反而以百岁之龄登报征婚，据说还引得不少妙龄女子为之心动，此公还著书立说，并且很大气的宣称《世纪挥手》。不知怎么我总爱想起旧式电影中父亲那辈人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镜头：头戴宽边帽，身穿拷绸衫仿绸裤，走路一摇一晃，不时还用手中的驳壳枪把宽大的帽沿儿往上戳一戳。这一旧时电影中的经典汉奸形象到今天意义已大不相同。大地真的象陶轮一样翻转过来。

　　这一衣带水的日本对我们似乎永远是个谜，逡巡它的是一代一代不同的眼睛——我祖母那双被苦难浸淫得早已麻木的眼，我父亲那双被无知鼓胀得不屑一顾的眼，到了我又会怎样呢？

　　我没去过日本，我对日本的认识主要源于那些发黄的书籍和摇晃着的电视画面：飞机在轰鸣，冒烟的房屋，烧焦的墙，尸体斜躺在坑中，小孩在尖声哭叫，血。这些遥远的画面我们依然熟悉，但已很难引起心灵的震撼，倒是另一些东西引起我们更多的注意。

　　1998年12月22日，日本高等法院以“被推认为不存在日记中描述的那样残虐行为”为由，宣判揭露当年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原日军士兵86岁高龄的东史郎败诉，屠杀事件的当事人原告桥本光治指控东史郎出版的从军日记和战场记录“名誉侵权”，否认有过那样残忍的行径进而全盘否定南京大屠杀。而就在同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就二战期间日本残害英军战俘的暴行请求英国政府宽恕：“这场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是痛苦的回忆，忏悔无法使死者复活，但我希望英国人民能从中体会到它所包含的含义——一种着眼于未来的和解和平和希望。”

　　作为二战期间受日本伤害最深的中国人，我们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公开场合听到过他向中国忏悔的言论。不但如此，我们还清楚的记得他和他的一批批前任继任者门成群接队参拜靖国神社，我们还清楚的记得石原慎太郎这样的“爱国者”对着我们一次又一次无所顾忌的叫嚣，我们更能清楚的记得一批又一批受尽折难的中国老人在日本法庭前无助却又欲哭无泪的眼睛。

　　其实这样的眼神他们根本不该陌生。从前听过一支美国歌，是四兄弟合唱团唱的。歌里说，花儿到那里去了？花儿都被姑娘们采去了。姑娘到哪里去了？姑娘都到车站送小伙子去了。小伙子到哪里去了？小伙子当兵去了。兵都到那里去了？兵都到坟墓里去了。当桥本们的祖辈们每天抱着他们钻进阴暗的防空洞望着蝗虫一样密布的飞机时，当石原们的母辈们看着空空的米缸而不得不出卖身体换回一家人的生活时，可是在他们的感觉中，所有这一切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

　　一头卷发总是双眉紧锁的小泉首相对那个供奉着各式人像的地方似乎格外着迷，他孜孜不倦的敬鬼行动也彻底激怒了把怒气按捺了几十年的我们。纸上的声讨似乎已不解瘾。2005年四月十六、十七日，上海、杭州、宁波、成都、南宁、沈阳、天津、广州、深圳、武汉、长沙等十多个城市的市民，手持五星红旗和「反日」标语横幅，走上街头，掀起了中国民众反日示威的新一波热潮。上海闹市区的南京路、延安路，自发聚集示威的民众如泄洪的大闸被打开；聚集在深圳市区的民众手持标语从早到晚在深南大道上穿梭往来，尤如被冲开的气阀。一些地方的示威游行到后来却出现了砸日本牌子车辆、日资店铺、冲击日本领事馆等过激、非理性的行为，深圳甚至因为示威人员与保安冲突而发生流血事件。各地的示威群众挥动国旗、高歌《义勇军进行曲》、高呼反日口号，游行队伍还得到路旁围观者的掌声鼓励。群众情绪在互动中发酵。

　　这却令人深深的忧虑。问题不在于这些人是否理智，如果他们所显现的强烈的反日情绪确实代表了当前大陆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一种普遍的“情感选择”，具有“更广泛坚实的民意基础”，那就不能因其“幼稚”而不屑理睬。相反，恰恰是这种非理性的“民粹式”思维，最容易在草根阶层中蔓延，一旦变成社会思潮就会产生巨大破坏力。面对着对手一系列意味深长的政治举动，我们的媒体往往不能以理性待之，却爱故作激烈之词，在获取廉价的轰动效应的同时却可能把自己和读者导入绝对化的困境。特别是当现实的演进并不照他们所显示的方向变化时，强烈的失落感就很可能变成极端行为的温床，潜伏未来政治动荡的危机。除了现实利益的冲突外，彼此的误解和偏见至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要真正了解一个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不同文化体系的异国，是极不容易的事情，误解本是难免的。问题是彼此要设法缩小鸿沟，还是刻意用偏见来扩大差异。

　　可是我们是在这样做的吗？ 日本文明史学家 加藤周一说：我认为穆斯林国家和中国都有一个特点，对引进外国技术抵触很强。其实我们抵触的何止是技术，对于这个提起如骨鲠在喉的邻居，我们什么时候真正正视或了解过对方？更不用说学习了。如果说是对手，我们面对的也是一个有优点的对手，在我们值得学习时它曾经如此虚心的学习过我们 ，今天当它值得学习或研究时我们却在爱国的名义下对此置之不理。

　　我突然想起了10年前当拍完《鬼子来了》的姜文面对《中国青年》的记者所说的一番话：我认为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每次日本反华势力出招的时候我们就接招，而是需要从深层次上研究这个对手，光靠拉几个名人出来义愤填膺的过一把嘴瘾无济于事------问题不在于最近日本又发出什么不和谐的声音，而是在于我们应该冷静的认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邻居。我们总说要走向世界，首先就得要迈过日本这道坎。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却是“爱国贼 ”，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他举了我父亲那一代人熟悉的那些老电影。他说，这些老电影被日本人拿到日本去放，并以此教育日本的年轻人说：你们看，中国的老百姓哪一个不是间谍？哪一个不是不穿军装的军人？既然他们可以全民皆兵，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全民歼灭。---但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全民皆兵。

　　其实早在60年前一位老人也说过类似的话：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就是我们熟悉的鲁迅。只是在这个民族情绪狂热如熔炉的里，他们的声音显得那么的不合群。

　　打开电脑，耳边忽然想起一段奇怪的童音：

　　游戏小鬼子,游戏小鬼子,

　　游戏小鬼子,游戏鬼子兵,

　　游戏鬼子兵,气死气死气,

　　高粱叶子青呀,来了帮鬼子兵,

　　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怎么劝他都不灵

　　,咱们的帽儿山呀,出了几个小百姓,

　　虎子妞妞铁蛋娃娃,专搞鬼子兵,

　　我气死鬼子兵,我玩死鬼子兵,

　　我连耍带逗连踢再打,我搞死鬼子兵,

　　气死气死气,我气死气死气死小鬼子,

　　游戏小鬼子,游戏鬼子兵,气死气死气

　　我抬眼望去，这是最权威的电视台所制作的专门针对儿童的节目，当我在学校里与同事们讲起时，他们都说他们的孩子对这支歌很是熟悉也都非常喜欢。就象我7岁的儿子一样，每天拌着这个动画片合着节拍的肆无忌惮的扭动身子的时分，几乎成了他的节日。我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担心。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引向哪里？难道父亲那一代人的悲剧真的还要在我们的孩子身上重演？

　　也许我们真的是在阴影里呆的太久了，以前常听人说起这话，总觉得没什么，现在想来还真有那么回事。呆久了才有那么一股挥之不去的焦虑，仅仅有那么一丝亮光打在身上就要迫不及待的跳起来，难道身子抖一抖就真的能抖掉趴在身上已多年的暗疮？嗓门扯开吼一吼就自己真的就已成了强人？很多时候都让人不由得不这么看，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做起事来象个孩子那样使性子。

　　进入新世纪，上至领导人下到普通百姓都喊出了要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心声，但这种复兴不是回到过去的故步自封，也不是一个尽的举着拳头喊爱国主义，我们都应该明白，在通往复兴的路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要的是敞开心胸，接受一切应该接受的东西，低下头来，学习一切能够学习的东西，即使有时候很不愿意，即使这东西曾经是我们的敌人，比如日本。

　　甘地说：即使全世界的眼睛都发红，我也要保持冷静。顾准先生曾把这句话抄在卡片上细细揣摩，今天也许是该拿出来让大家都知道的时候了，尤其在这样的时刻。

(责任编辑：曾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