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有三大功能：组织管理、惩戒、激励。但是，古往今来的法律，把组织管理功能与惩戒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却忽略了激励功能。其最为明显的表现即是，关于前两者的法律法规多如牛毛，而关于后者的法律、法规却寥若晨星。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弗里德曼在《法律制度》一书中，也曾发出“法学研究对奖赏注意不多”的喟叹。

　　当代社会，明智的国家都开始重视发掘运用法律的激励功能。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应该充分发挥法律的激励功能。

　　首先，发挥法律的激励功能，可以促进科技进步与经济繁荣。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这就需要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而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主要是依赖科技人员的脑力劳动。脑力劳动如马君武《京华早春》诗所云，有“图籍纵横忽有得，神思起伏渺无端”的特点，是否发挥，发挥得充分与否，与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关系密切。同时，科技劳动成果并不遵循商品交易“等价有偿”的原则。袁隆平的水稻高产技术价值数千亿元，所给奖励即使高达千万元也只是“零头”。虽属“有偿”，却绝非“等价”，但它能激起更多科技人员的创造积极性。

　　美国现在科技、经济的高度发达，就得力于1791年颁行的《专利法》。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说：《专利法》是“给天才之火浇上了利益之油”。我国《专利法》真正发挥作用则是在1984年之后，比美国晚了近200年。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以法律来激励科技进步。改革开放前，别的法律大致阙如，但对技术革新及合理化建议的奖励条例却并不少见。可惜的是，当时关注的重点是精神奖励，物质奖励较少。即便如此，精神奖励也还是大大激发科技人员开发了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现在，如果进一步发挥法律的激励功能，物质与精神奖励并重，当可在更大范围内激励科技人员发明创造，造福人民。

　　其次，发挥法律的激励功能，有利于环境保护。现在，我们有关环境保护的措施大多侧重于对破坏环境的惩戒上，还应“双管齐下”，发挥法律惩戒功能的同时重视发挥它的激励功能。对那些保护环境工作做得好的企业和个人，要给予重奖。这里的“重奖”，可以是物质性的，可以是精神性的，也可以是政策性、授权性的。政策性奖励无需政府花钱，但企业获益可能比任何物质奖励更大、更多。授权性奖励是指授予环保先进单位和个人某些权力，使有关企业和个人可以运用这些权力做更多、更好的事情，创造更突出的成绩。

　　第三，发挥法律的激励功能，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有“硬件”、“软件”之分，两者都需要法律的激励。“硬件”建设如兴办各级各类学校，建设各种文化娱乐设施。对那些办得好的民办学校，应依法给予奖赏激励，使其成为人们群起仿效的榜样。这在当前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建设方面，是尤其需要的。“软件”建设，如各种好人好事，都应依法嘉奖。许多省区市已经制订了《见义勇为奖励条例》，对于见义勇为的美好品德就是十分重要的奖励。孝子孝行、扶贫帮困、大公无私……我们周围正涌现出许多美好的事物，表彰这些好人好事，是道德教育范围的工作，但法律也不应袖手旁观，完全可以主动介入。

　　法律如何介入精神文明建设、环境保护、科技进步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这不仅是立法问题，也是司法、执法和守法问题。200多年前，法国的著名思想家伏尔泰在《风俗论》中曾力赞“中国的法律优于欧洲的法律”，其依据就是中国法律有对善行的奖赏。对于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的这一精华，我们应继承并发扬光大，使其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上海市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