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红利要让全民受益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12-7 6:18:02 ·来源：新京报

　　国有企业盈利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用盈利服务全民，即提供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保健、扶贫、城市公共交通、国防等。

　　据12月6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日前表示，国有企业可能从明年起重新开始支付红利。如果明年确如李荣融所言，那将意味着国有企业的本性回归。

　　国有企业存在的原因就是公共性

　　国有企业的本性是什么？这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全民性。即国有企业的财产是全民的，国有企业的“股份”每个公民都有份，这与股东持有股份公司的股份没有什么区别；二是公共性。既然国有企业是全民的，那么它的收益就要回归全民，或者说要回报全民，这与股东从其所持股的股份公司中领取股息红利也没有任何区别。不过，有一点区别在于，股东收取股息红利是个人行为，而全民收取股息红利则是政府代为，在这种情况下，全民受益就只能体现为政府的公共投资上，即体现在国有企业的公共性上。

　　由于“全民”很抽象，或者说，全民无法直接从国有企业领取股息红利，所以，公共性便成为国有企业的本质属性。更进一步说，国有企业存在的原因就是公共性，甚至可以说，公共性是国有企业存在的惟一原因。如果企业要盈利，私有企业足矣，依法纳税便是了。国有企业要盈利，但不必然要盈利，盈利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用盈利服务全民，即提供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保健、扶贫（如目前的新农村建设）、城市公共交通、国防等。也可以不盈利，而是直接服务于公民，如向公民提供低价优质产品、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

　　实际上，国有企业靠盈利服务于全民是一种扭曲的路径选择。既然它能够盈利，如果不是靠垄断的话（更精确地说，是靠垄断高价），那就意味着私有企业是愿意进入的，也是应该进入的，因为不能盈利或者难以盈利是私有企业不进入的根本原因。而公共性必然导致不能盈利或者难以盈利，所以，这样的领域私有企业就不会进入，只能靠国有企业，就是说，国有企业所在领域应该是不具有盈利性的。但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无孔不入，走向各行各业，至今仍在盈利性领域大行其道，于是就有了国有企业需要支付红利的争论。从本质上说，国有企业支付红利是一个“伪命题”，但这样的“伪命题”

　　在目前却变成了实际问题，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去正视它，否则，全民利益就受损了。

　　垄断性国企应将全部利润都用于分红

　　的确，近些年，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积累了大量利润。2003年，包括省级和市级企业在内的所有非金融类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达到7590亿元，2004年中央企业利润为4000亿元，2005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6276亿元，预计2006年国有企业税后利润将突破1万亿元（包括央企7000多亿元，地方国有企业3000多亿元）。如此庞大的国企利润全部留在企业内部，直接损害了全民的利益。这种损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高利润中的很大部分是依靠垄断高价带来的，是以牺牲全民福利为代价的；二是由于不支付红利，全民本应该受益却没有受益。两个方面，等于全民遭受了双倍损失。

　　既然国企要支付红利，那么应该支付多少？笔者认同一位欧洲高官的看法：“对于一家国家100%控股的国有企业来说，合理的分红政策是将其全部利润都用于分红，除非这家公司能够表明，在考虑风险的情况下，它仍然有可能带来合理回报的投资机会”。我国很多国有独资和绝对控股企业带有垄断性，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它们的利润主要不是靠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带来的（这是与私有企业的重大区别），而是靠对资源的垄断从而制造垄断高价带来的，相对于全民的双倍损失来说，利润全部作为红利支付，已经是非常宽松了。

　　实际上，对于已经不具有自然垄断性质（如自来水、管道燃气、输电等）的国企来说，如移动通讯，更合理的做法应该是，一方面取消垄断；另一方面全部利润作为红利支付。只有这样做，对于提高全民福利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可能有人担心，这样做，是否会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经验证据已经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恰恰相反，不分红，才会造成企业经营者的懒惰，才会使他们极力维护垄断。当然，在取消垄断的情况下，需要尊重经营者的贡献，给予合理的回报。

　　国企红利应全部上缴国家财政

　　接下来的问题是，红利应该支付给谁？笔者认为，国资委可以代为接收，但必须明确，这部分收入属于全民，因此理论上应该全部上缴国库，即上缴国家财政，通过国家财政来满足全民的整体利益，使全民在财政公共支出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当然，在具体实践中，国资委可以留一部分用于再投资，这是因为，一方面，国家希望国有资产能够不断增值，扩大其控制力；另一方面，国家还要通过对关键领域的国有资产的控制来调控宏观经济，保障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不过，需要强调，国资委用于再投资的这部分红利，不应看作是国资委的盈利所得，它的性质仍是国家财政收入，是国家财政支出的一个方面。至于这部分再投资所占比例的大小，应由全国人大通过规则来决定，因为这属于国有资产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的范畴，这两种权利必须由全国人大行使，国资委是执行机构，不能拥有这两种权利。

　　还需要指出，国有企业最终应从盈利性领域退出，通过直接提供公共品来服务于全民。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存在“支付红利”这一“伪命题”了。

　　高明华（北师大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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