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五河县“短信门”事件中的两位教师，因对所受行政处罚不服，将五河县公安局告上法庭，要求道歉和赔偿，五河县法院已受理此案。这一喧嚣一时的案件，终于回到法律的正途。

　　回顾归纳媒体的报道，“五河短信案”与不久前同样轰动的重庆“彭水短信诗案”有着很大不同。在“五河短信案”涉及的数十条短信中，既有对县政府决策过程及结果的质疑和不满，也有针对五河一中代校长张某“嫖娼”、“拉选票”、“缺德性”、“收贿”、“痞子”的具体指控。前者可以视为公民言论自由的正当表达，后者却有对另一位公民的侮辱之嫌。

　　因此，同样是受到匿名短信的“攻击”，身为公民的五河一中代校长张某可以拍案而起，状告他人诽谤；五河县政府却无权勃然大怒，动用公权为自己的面子和权威撑腰。

　　现在我们可以确认的是，虽然按照五河县官方说法，五河县警方是在接到张某报警后，才对“短信案”立案侦查，形式上似乎符合“民举官究”的程序要求，但五河县各权力机关全面动员、通力合作，两位教师不但已经受到行政拘留、罚款的行政处罚，而且五河县有关方面还表示要对两位教师保留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这起由民事纠纷和意见表达纠葛在一起的事件，已经因权力意志的介入而模糊了面目。而在五河县电视台的报道中，这一案件更是被定性为“严重的有组织、有计划，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造谣诬蔑、混淆是非、诋毁他人、攻击组织的违法案件”。这样的用语背后，是政府权力受到质疑之后的咬牙切齿和勃然大怒。

　　虽然政府作为权力机关，并无人格化的喜怒哀乐，但政府毕竟由人组成，在政府行为受到误解或攻击时，政府官员完全有可能甚至有权利在私下里咬牙切齿。但现代社会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却决定了政府无权公开地勃然大怒，更无权动用公权假法律或公共利益之名，对批评者施以无端的惩罚。五河县政府有关负责人在回答为何将此案立成刑事案件时表示，在代校长张某报案前，“县上已经短信成灾，很多干部都收到了，影响恶劣”。而根据披露出的短信内容分析，短信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仅限于县政府或其中的某些干部，并不符合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公诉条件。五河县政府将短信对县政府和部分官员的影响，等同于对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影响，而以法律的名义予以维护，不是出于“政府即天下”的权力幻觉，就是假借法律之手打压公民权利的越权之举。

　　如本文开篇所言，“五河短信案”中的两位当事教师，其行为确有不当之处。张某向两位教师所提起的诉讼，如果能够在公平独立的基础上公平审理，对厘清短信等现代传播技术的法律地位和权利边界，确实会有所帮助。而五河县政府所采取的“权力总动员”式的打压做法，不但使上述民意诉讼已经失去正常审理的可能，而且又为压制民意、堵塞言路添了一个恶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