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传统文化的现代资源解读

　　1905年，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探讨了欧洲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由于受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影响，许多欧洲人将财富的积累与上帝的信念结合起来，从而在世俗生活领域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冲动，结果便创造了现代的商业文明。而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由于没有类似的文化动力，也就没有相应的社会变革，所以便长期停滞在农业经济的状态之中。如果说马克斯·韦伯的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明确了文化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的话，那么日本、“亚洲四小龙”乃至中国大陆经济振兴的文化效应对东方国家缺乏文化之说的质疑，则可从一个新的视角明证传统的儒家文化是有着更丰富“矿藏”的文化资源。日本当代史学家森岛通夫在其所著的《日本为什么“成功”》一书中，从日本民族精神这一视角考察了日本成功的奥秘，得出了一个颇有创见的结论：日本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归结为高扬本国的文化传统———日本的儒教精神。从实践来看，日本富有特色的企业管理的成功，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许多企业家把儒家思想如以人为本、任人唯贤、贵在人和、敬天爱人等，作为企业的经营信条。被称为日本实业界一代霸主的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在其《论语加算盘》的著作中，总结自己成功的经营之道，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拿孔子的《论语》。既讲精打细算的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二者相互补充，大大促进了事业发展。继日本之后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经济的崛起，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一个共同的特点仍然是善于把当代西方科学管理与东方文化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经营思想和管理模式。正如美国人无法理解，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急组建的空军部队，战士们何以会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驾驶飞机去撞击美国的王牌空军一样；同样不能理解日本的员工在企业面临倒闭的情况下，何以会去选择自杀而不是跳槽。其中传统文化的巨大作用显而易见。近年来学术界诸如“日本文化与企业的团队精神”、“市场经济与传统文化”等等时髦的研究项目，越来越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经济社会中这种传统文化的巨大作用。今天的中国，在反思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基本破除了古代的唯伦理(道德)思维，匡正了“五四”以来、改革开放以前的唯政治思维(“左”就是唯政治思维的典型表现)之后，一种假市场经济建设之名，蔑视文化、蔑视人们正当的精神追求，企图物化一切的唯经济(金钱)思维逐步发展起来的弊端后，开始了一种和谐社会构建的精神基础强固以及和谐思维匡扶，传统文化的资源力量不容忽视，传统文化的资源“矿藏”更有待挖掘。

　　构建和谐社会呼唤优秀传统文化

　　纵观世界发展进步的历史，伴随着演进的思维方式可以概括为两大类，一类是矛盾性思维，亦可称压倒式思维；另一类是和谐性思维，亦可叫共生式思维。历史上几乎所有民族和国家的崛起、强盛，都与征伐、杀戮和资源掠夺紧密相连。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由列强争夺霸权、妄图重新瓜分世界而引起的两次世界大战，无不在被掠夺国家埋下仇恨的种子，铸就抗争的矛盾性思维。这种思维在鸦片战争之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更加受到强化。民族矛盾、阶级对立、战乱灾荒、内忧外患，使亿万中国同胞饱受磨难、备尝艰辛。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挽救国家于危难之境，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奋起抗争、宁死不屈，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正是这种长期受蹂躏的切肤之痛，同时也正是这种长期为平抚伤痛而付出的巨大牺牲，深深铸就了我们民族“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矛盾性思维。诞生于这一思维形成过程中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分析中国社会，以矛盾性、压倒式思维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与国内外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斗争，并取得了最后胜利。今天，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世界多极化、矛盾多样化、冲突多层次化的现实，对非此即彼的矛盾性、压倒式思维提出了严峻挑战。构建和谐社会呼唤和谐思维。崇尚和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中华民族历来有崇尚和谐的传统，甚至可以说，“和合”文化深深融入民族的血脉之中，崇尚和谐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思维方式和行为取向。孔子的“泛爱众”、“有教无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想社会伦理原则体现出的仁爱思想，墨子的“兼爱”和“非攻”主张，都表明了我国古代早就有“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更是吟唱了多少代的一种公平和谐社会的理想。而在现代社会中，不少人把“和为贵”作为为人处世的重要准则，做生意讲“和气生财”，过日子讲“家和万事兴”。如此等等中国传统文化不断积淀和演进的和谐思想，无疑是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最基础的文化资源“矿藏”所在。我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天人合一”、“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等等和谐理念，是我们今天应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自身心灵以及文明与文明之间冲突的基本理念。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思维，而和谐思维的形成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和谐思想基础的支撑。和谐社会就其本质而言，是自由的人与有秩序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通过不断调节各种社会利益冲突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必须依靠法律制度切实推进以收入分配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建立一套全社会能够认同和接受的社会公平和公正准则。道德层面上要着眼于民众“公共精神”的培养、公共情怀的培育、公共责任意识的养成，以及民众普遍的“公共人格”的建立。因为存在于社会之中的诸多不协调，不是时时、处处、事事都能置于法律制度的调控之中，如果没有民众“公共精神”的生成、没有大众社会认同感的形成，即便有了那些写在纸面上的明文规定的法律、法规、典章、制度等的外在调控，也会因为缺乏一种“公共道德理性”的内在支撑而成为一种空壳模型。更何况法律制度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伦理支撑，往往会发挥出超越一定制度层面的“稳定剂”作用。现代社会中的人很难找回传统社会中那种永恒而亲密的情感，人们在追求自我价值、自我存在意义的过程中，感到极度困惑、迷惘和孤立无援，缺乏一种精神寄托，这正是社会在转型期人们缺乏内在支撑的突出表现。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支撑，就是培养民众“公共精神”，关键是尽快形成社会认同感。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则是社会认同感形成的道德基础。一个民族的成长要靠民族文化滋养，这已经为中外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所明证。尽管英、法、德、美、日诸国在推行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方面是共同的，但是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具体进程和方式，都尽可能地保持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都以本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强有力的精神杠杆，在最大限度上实现了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中国历史上民族文化认同心理较之其他民族更不逊色。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不畏强暴的抗争精神，经世致用的求实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物物相依的集体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生生不息的变革精神，洁身自好的廉洁精神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浩然正气，砥砺品学、上下求索的民族求知风尚，兼容并包、世界大同的豁达胸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开阔胸襟等等，这些宝贵精神财富千百年来铸就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为民族的振兴建功立业。正是以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引入马克思主义精髓，才使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结果，产生出一个世界巨人毛泽东，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个发展，正处在建设的关键时期，构建和谐社会同样需要以民族文化传统为依托。如果说曾经不畏强暴的抗争精神激励中国人民取得了新中国建立的胜利，那么今天兼容并包、世界大同的豁达胸怀同样会成就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大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如果没有作为社会细胞的每一个社会成员以这一共同责任为使命的具体行动，它只能是一个束之高阁的理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构建和谐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主体“和谐人”的塑造。温家宝总理曾经在看望季羡林先生的时候，讨论到构建和谐社会最要紧的一条是什么。季老说：是人内心的和谐。心的和谐，这是最要紧的。只有和谐的心，才能够实现同他人的和谐，同社会的和谐，以及同自然的和谐。这里一个基本的立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所有活动都需要通过人的感知来起作用。如果一个人内心充满了这样那样的冲突与不满，对社会现象不见阳光只看阴影，对任何事物横挑鼻子竖挑眼，牢骚满腹，对身边的人充满怨气和嫉妒，把自己搞得心不平气不顺，很难想像他还会有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热情和行动。相反，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精神追求、需要层次、思维方式、个性特点和行为方式等，能够保持一种和谐、和顺的状态，他就能有一种“胜人者力，自强者强”的境界，有一种“吾日三省吾身”的自觉和勇气，他才会在各种利益诱惑和权欲刺激中，不为私欲遮望眼，耐得住寂寞、挡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使自己的行为取向永远与和谐社会的道德价值理想相一致。所谓宁静以致远，世界以人为本、人以德为本、德以善为本、善以诚为本、诚以真为本，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自我和谐意义的最本色注解。

　　以和谐文化建设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

　　继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需求。值得指出的是，优秀传统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不是简单的一元关系。和谐社会首先必须是有强大经济支撑的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如果把文化因素孤立化、抽象化，社会的发展可以归因于文化因素，社会的不发展同样也可以归罪于文化因素。这主要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观念系统，必然有隐于其内并统摄其构架的相对稳定的基本精神，这便是传统的良莠并存，而且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泾渭难分。正是这种文化范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确切地说，正是传统文化优长与缺憾相互掺杂、虽易解而难分的构架，使得构织于传统文化网络中的优秀成分，即优秀的传统文化，或曰传统文化的精华，不可能游离于文化网络本体而单独对社会发生促进作用。而且作为一种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其对现代社会的促动成分，更在网络的深层，是一种靠近“根底”的东西，很难把它简单地拿到现实层面上来。相反，与小农意识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却往往无可遏制地升腾到现实层面对现代社会产生强大的制约作用。最典型的如孔子的“有家有国者，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等这些与小农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安定平和意识，尽管其不乏公平和谐的因素，但由于导致人们开拓精神与竞争意识的缺乏，以及对竞争所产生的“不均”或“不安”的恐惧，从而形成一种巨大的惯性与惰性，成为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处于文化深层的阻力。由此不难解读，汉朝和唐朝的鼎盛时期，尽管都曾经呈现出一种相对和谐的状态，显现了井然有序的特点，但它所遵从的小富即安、排斥竞争的传统和谐思路，由于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故而不能持续。至此不难得出结论，构织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网络中的优秀成分即优秀传统文化，要对现代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促进作用，显然需要有一个从“根底”上升到现实层面的过程，这便是通常所说的文化网络的“内生化”过程。具体而言，就是立足于打破传统文化的小农经济约束，以现代社会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重构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新网络。在这一“内生化”过程中，已经丧失了时代意义的、阻碍社会进步的诸要素，将逐渐被剥离、淡化直至淘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合理内核将逐步从“根底”上升到现实层面，与现代社会的合理文化成分发生互动作用，从而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超稳态特质，决定了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的文化“内生化”进程，有赖于突破深层文化阻碍的强大外力推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所明确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为内在规定的和谐文化建设，是生成这种强大外力的时代契机，更是生成这种强大外力的使命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在实践中创新发展的内在需求，决定了它有着很强的创造力、感召力和包容性、整合性。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打破原有利益格局的同时，催生了大量的利益主体和利益群体，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经济结构、组织形成、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日益多重化，形成了多元的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在当前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步进行，社会的生活方式、就业选择、利益诉求、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等越发多样化，不同区域之间、阶层之间、代际之间的认识差异日益明显，统一思想和形成共识难度加大的情况下，以和谐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对于加强社会团结和睦、形成建设和谐社会的合力，至关重要。在这个过程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深融合，赋予优秀传统文化全新的时代内涵，从而形成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文化动力。(执笔：徐静)　作者：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