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穷乡僻壤到十里洋场

　　----我的中国梦

　　作者：王以辅

　　这里是上海。

　　我站在高高的东方明珠电视塔的了望窗前，眺望着远处的山、近处的水。我静静地凝视着，我沉默了。我想到了我的家，想到了生我、养我、疼我、爱我的父老乡亲。我的心飞到了我的故乡。

　　一、童年的梦呓

　　在四川省的东南边，有一个驰誉中外的县城，叫做广安；在广安城的东南边，有一个寂静的千年古镇，名曰甘溪场。甘溪场面对波涛滚滚的渠河水，背靠松柏苍苍的华莹山。明澈的小溪川流不息，鳞次枳比的梯田阡陌纵横。它是南宋抗金名将、丞相安丙的故居。座落在古镇东南边，那古柏参天、百鸟翱翔的褒先寺，就是为褒扬安丙而建立的。

　　我的老家 就在褒先寺 的对过。

　　解放前的 甘溪场，其实是一个 山岩屹立、丘陵遍布的穷山村。那里山多，贼多，穷人也多。那时候，我们家经常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三天两头饿肚皮”的穷日子。小时候，我常和妈妈一起去 褒先寺的竹林里捡蝉壳(一种中药材)，再到中药店卖几分钱，用它来买两斤蚕豆充饥；有时候也去田野里捡些杂粮、野菜来熬粥。贫困的生活环境倒使我 养成了坚毅的性格。我常常对妈妈说，我们一定能吃上大肉，穿上新衣。那时候，这些都是梦。

　　我的童年很悲惨。至少有两次曾面对死亡。

　　10岁那年，我才1米4的身高。为了生活，我放弃了继续读书的机会，天天背着背兜 ，到几十里以外的乡镇卖火柴，用以维持全家的生计。记得一个夏天的下午，我和几位夥计做完买卖从双河场出来，路过一条小溪时，大家都要下水去游泳。我也很想去，马上脱光衣裳就往水里跳。不好了！我忽然察觉河水很深，手脚都没有可以依附的地方，身子直往水下沉 。还没来得及喊叫，一只手臂已将我拉上了岸。朦胧中，我听到大个子国海在说：“小心啊！” 那时候我的心思只有七个字：我不能死，我要活！

　　又一年夏天，我得了疟疾，四川人叫做“打摆子”。发病时先冷后热，常常发烧到三十九度以上。严重时，只感到头重脚轻，两只脚似乎全踩在竹签上。难过得在屋子里团团转，急得爸爸、妈妈都哭了起来。后来，疟疾转成了湿热。面庞浮肿，双脚从脚掌一直肿到了瞌膝。去看了五次医生，都没有效果。甘溪场最有名的中医生王西伯说，这第六付药要是再治不好小老弟的病，以后我也没法子了。这等於是对我判了死刑。半夜里，我躺在床上，隐隐约约听到了褒先寺里乌鸦的啼鸣，就对妈妈说：“您听，鬼在催我了。”想想自己才十来岁，就要一命乌乎，真是痛心极了。我哭了起来。心里说：我不能死，我要活！我还未吃过大肉，没穿过新衣裳。我还要读书，还要坐汽车、坐轮船，我要到重庆、成都和上海那些大地方去，长大了我还要做专

　　家，做学者。如果阎王硬要拉我去，我一定要和他打鬼架。这世上怎么这样不公平，这样没良心！“我不能死，我要活！”我梦呓了很久。直到天明，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王西伯医生开的第六付药果然有效。我的病情得到了控制。湿热清除了，浮肿渐渐消失，身体逐渐好了起来。不到一个月，我又可以帮助爸爸、妈妈下地干活了。

　　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在我扛着锄头走向田边的路上，忽然觉得有人在叫我。抬头一看，原来是甘溪场小学的赵校长。他久久的望着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头顶草帽、身着圆领汗衫，赤脚垢面的小农民。赵校长在甘溪场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谁见了他地要敬仰三分，尤其是小孩。所以，我一直低着头，等他问话。

　　“王以辅，你想读书吗？”他开门见山，没有多余的话。

　　“我不知道。”我也回答得很干脆，一句话不多。

　　“怎么会不知道呢！想就想，不想就不想。”他追问着。

　　“想！”但我又立即补充说：“这事儿要去问我爸爸，他不同意，我也没法。”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家没劳动力，我去读书，谁来种庄稼！他点点头，然后向学校的方向走去。

　　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吃罢早饭，我正准备下田。爸爸忽然对我说，赵校长对他说了关于读书的事。“考虑到家庭的困难，想与你商量商量，听听你的想法，”爸爸很开明。这终究是子女的前途大事。

　　“我听爸爸的。”我说。

　　“这样好不好？”他停顿了许久，才接着说了下去“我们家现在实行‘读书种田’两不误。”

　　我一时听不懂他讲话的意思，睁着两只大眼，一动不动地望着他，等待下文。

　　“是这样，我与赵校长商量好了。为了不影响种地，你半天读书，半天种地。行不行？”

　　“行！”我爽快地大叫了一声。此时此刻，我不知道有多么高兴。激动的激动心情，简直无法形容。我立即拉着爸爸往外跑，边走边说：“还有一块地没有平好，赶快去，时间不够了。”

　　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爸爸、妈妈为我作好了早饭，给我穿上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背着书包，快步向学校走去。

　　这是我失学两年后，重新走进课堂。此时此刻，我高兴，我感慨。我深深地感觉到，老师、同学，课堂、校舍是那样的亲切；而书籍、课本，文法、公式又是那样的陌生。我暗暗地对自己说：我一定会象以前一样，成为班级的佼佼者。因为我比别人更加珍惜时光。我发奋读书。虽然我只有半天时间上课，但花费在学习上的功夫，却高出别人好几倍。“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三个月，我已全面恢复到原有的知识水平；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学习成绩已使全班刮目相看；一个学期结束，我已经名列班级的前几名了。

　　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赵校长走进了我们班里，当众宣布说："学校决定，授予王以辅同学‘优秀学生’称号，并代表乡政府，将本年度困难补助___一件白衬衫发给王以辅同学。"煞时，全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第二天，我穿上洁白的衬衫，系上鲜红的红领巾，大踏步地迈进了学校。一种无尚的荣誉和感激的心情，交织在我的胸膛，使我终身难忘。从此以后，我的学途一帆风顺。在全乡200多个毕业生中，仅有我们20多人考进了中学。初中毕业时，我又以品学兼优的成绩保送直升到高中。1959年我考上了大学。不过，按照当时流行的口头禅：我真的被热锅烤上了。

　　二、我的大学不是梦

　　上大学，说起来简单，学校远在千里以外的成都，如何去啊！车费、学杂费、生活费------我是分文没有。听说学校有这项补助费用，於是我就到校里去申请。结果条件很苛刻。如规定必须坐汽车，要按规定的路线走。我算了算，补助的钱只够1/3，其余的钱怎么办？而且还要等到20天以后才能批下来。这怎么行？眼看离9月1日开学的日子仅有六天。怎么办？

　　“有办法！”我的好多同学，老师甚至街坊邻居，都站出来齐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每人一元、两元，五角、一角地凑，结果一共凑了21元。一下子就把我的问题全解决了。我留下10元钱给爸爸、妈妈，安排了一些家务，于8月25日才匆匆上路。走上了一条难忘的、艰辛的道路。

　　早晨，大雾弥漫。我的七位好友和我一起，沿着崎岖的小道艰难而行。他们一直送我到了20里外的双河场，还是不肯离去。我只好忍着心痛，说：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然后含着热泪向我这些终身难忘的好友告别，远离了我的家乡。

　　雾，渐渐地消去了。我一个人挑着行李，走在华莹山的山涧小道上。身旁的青山，淙淙的溪水不断地飞逝，偶尔会碰上一两个行人，都是匆匆而过。我的心思只有赶路，快点赶到重庆，搭上火车开去成都，上大学！

　　8月27日早上10点，我来到重庆市菜园坝火车站，花去四块多钱买了一张半价票，又用3角钱买了一包饼干，留到火车上吃。

　　八月的重庆，骄阳似火。我来到候车室，那里已经挤满了人。大多是青年学生。不时碰到我们学校考到成都各所大学的同学，大家都是喜笑颜开，看来只有我一个人忧心忡忡。我感到天气实在太热，就把外衣脱了下来，紧紧地拿在手里。忽然，人群开始骚动了起来。原来已开始捡票上车。匆忙中，我挑着行李，把火车票咬在口里，两手扶着扁担，把外衣挂在了扁担上，随着拥挤的行人，一边走，一边紧紧地盯着我的外衣。因为衣兜里放着6元多钱，一个月的粮票，还有大学录取通知书，户口，团组织关系等等。(现在想起来，我真后悔：为什么我要把这么多贵重的东西放在衣兜里啊？我真傻！)人流不断地往前涌，我被挤得大汗长流。突然，我的行李被人推了一下，前头转到了后头。我多着急啊！潜意识地也跟着向后转，目的是要看住我的衣

　　服。但我上当了，那件衣服已不知去向。我吓得六神无主，慌忙地叫了起来：

　　“我的衣服，我的衣服不见了！”

　　煞时间人声噪动，不少看热闹的人涌了过来。不久，警察也来了。把我叫到了一旁，问了问情况，便立即四处搜寻。半个钟头过去了，警察们回来时，一个个都两手一摊：没办法，找不到小偷。我一下子哭了起来，伤心欲极。一时间，好象整个大厅都在凝思，只有无数只怜惜的眼睛默默地关注着我，只能听到我的哭泣声。

　　“同学，怎么办啊？”一位陌生的老大爷发话了。

　　“这么大一个火车站，小偷早跑了。”一位年轻的姑娘自言自语地说。

　　“还是去成都吧！东西掉了没关系，档案早已转到大学里去了。学校会认可你的。”

　　“喂！同学，你的火车票呢！”

　　几位别着‘重庆大学’校徽的大学生忙着给我出主意。好久好久，我才从恶梦中觉醒了过来。那张曾经咬在自己口里的火车票，不知甚么时候已转到了我的手里，现在还紧紧地捏着呢。此时此刻，我开始思考起我的处境了：如果回家，现在身无分文；如果去成都，可能还有机会说清原委。但火车早已开走了啊！我一时难以自拔，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地上，甚么都不愿想了，只等着老天爷判决。

　　“同学，同学！”一位警察匆匆跑过来对着我说“好消息，由於今天乘车人太多，有不少人都没上到火车。现在火车站决定，临时加开一列直达成都的快车。你快去检票！”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同学，快去上车吧！”又一位警察催我了。

　　“快去，快去！”一时间在场的人都同情地催促着我。

　　我没有说话。慢慢地站起来，向大伙儿深深地鞠了一躬，饱含着热泪，迈步走向检票口。蹬上了开往‘我的大学’的列车。

　　这是成都火车站。在躐动的人群中，我看到了成都工学院的校旗。我走向报名台，一位矮个子女生接见了我。她问我是哪个系的，我说是机械系。

　　“好啊！我就是来接你们的。”她很开朗，高兴地地欢迎我的到来。当叫我把录取通知书拿出来登记时，我就详细地向她讲述了我的遭遇。她非常同情我，说：

　　“没关系，我带你去系上。”原来她是我们机械系学生会主席，我又遇到了好人。在她的帮助下，我才顺利地走进了大学的校门，开始成为一名新中国的大学生。

　　可以想象得到，当时我的学习、生活是何等的困难。虽然学费免了，吃饭靠助学金，但书籍、文俱具都没钱买。整个夏天我都是赤着脚上下课；冬天来临，没有棉衣，还是一位同学把他的棉衣给了我。为了解决一些问题，我经常利用星期天打工。 不久，又传来我的爸爸、妈妈相继去世的恶息。那时，我连回家的希望都无法说出来。因为我身无分文，我彻底消沉了。由於过度的劳累和悲痛，我得了肺炎，差一点又要了我的命。我真苦啊！

　　但是，我坚毅地活了下来。在一片祥和而友善的氛围中，我比以前更加发奋地生活和学习着。1964年，我终於大学毕业了，分配到上海。让我这个从穷乡僻壤出生的穷人，终於来到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

　　后记： 往事如烟。今天的上海已是地球东方的一颗璀灿明珠，昔日十里洋场的一切旧习和沉淀早已消声匿迹。面对未来，人们常常用“站得高看得远”来慨括。在我心中，却深深地铭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这七个字。而且要永远，永远！

(责任编辑：曾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