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跪访被救助者10分钟惹争议 网友称其不成熟

　　《新京报》12月6日报道说：“河南《今日安报》记者何永刚，面对被救助者亲属的跪谢，做出了下跪动作，在10余分钟的互跪时间里完成了采访。”然而，这位年轻记者的一跪，却引起了人们的争议。

　　面对自己的一跪，何永刚解释说，“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病人的哥哥已经56岁，比我爸爸还要大；还有一个孕妇，我怎么能接受他们的这种谢意啊。”他说自己只能采用这种对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意，“我只想通过陪跪来寻找一种平等”。

　　然而，这本是振聋发聩的声音，一些人还是听不进去。这些天，不论是网上还是平面媒体，对这位记者的举动质疑不断。或以为作秀，或以为张皇失措，或认为这有“角色介入”之嫌，或猜想彼欲步“中国最美丽记者”曹爱文后尘。更有好事者采访报道称，下跪事发11月30日，而12月1日何永刚就转为该报正式记者。以致该报有关人士专门表示：“他的转正和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关系”。

　　这位年轻记者所做的与所说的，有什么不妥吗？怎么就引来这么多的质疑？这样的质疑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如果有些人的质疑，仅仅是出于一种不健康的、阴暗的心理，总想挖出别人心里面的“小”来，总想揣度别人的动机纯属不良，这真的是令人无话可说，是我们的悲哀。

　　但我宁愿相信，还有许多人的质疑是善意的、无心的，只是一种想当然的直觉的思维。那么，其间的道理值得一番说道。

　　面对记者的下跪动作，许多人之所以感到不自然，觉得不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直到今天，人们依然习惯于面对他人的跪谢，依然把下跪和受跪当作表达和接受谢意的一种方式。在面对他人的跪谢时，依然觉得我们只是应该把他劝起，或弯腰扶起，或者干脆就坦然受之。好像从来就没想到“人格尊严”、“人格平等”。而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外在压力、利益诱惑和物质生活的窘迫，许多人的人格尊严变得麻木、扭曲、放弃，也十分常见。

　　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民族的血液里，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这种等级尊卑的观念还是何等的浓厚啊。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史，下跪与受跪早变成了一种习惯，化为一种意识，融到了血液之中。尽管帝制早就推翻了，我们迎来了昂首站立的时代，迎来民主、平等、自由的观念，讲究人格尊严，但那种习惯那种意识还常常会不自觉地“激棱”一下，好像不这么来一下，就浑身不舒服。

　　早在1999年，有“上海女大学生钱某诉屈臣氏超市搜身侵权案”，终审判决将搜身定性为对人格权的侵犯。我曾就此写了一篇《人格尊严值几何》的“冰点时评”，看来文中的举例和议论在今天仍然适用：“当桑兰的父母在一位美国大夫面前恳求治好女儿的病时，那位大夫也立即跪下而不是搀扶或心安理得地承受。显然，在那位大夫心中，‘下跪’这一珍贵的人格尊严，不是治好孩子的病就能回报的——回报人格尊严的，只能是人格尊严。”

　　其时，美国大夫的“陪跪”给中国人上了一课。今天，年轻记者何永刚又给我们上了一课。我们应该虚心地上课，别走神，多思考，而不应妄加指责上课人的不是。

(责任编辑：赵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