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所谓“公务员热”，只是上述“非依附于官僚体制而不能生存”的社会演化趋势的千百种表层现象之一种而已。虽如此，我们仍可借讨论这一现象来剖析我们的社会。基于常识，概括而言，“公务员”这一社会阶层享有下列生存优势：（1）公务员阶层与权势集团保持着密切且不必合一的关系。此处“不必合一”至

　　关重要，惟其如此，才可能为社会提供不随政治情形变动的公共服务。不必合一并非不能合一。惟其合一，才导致腐败。在常态下，因其社会职能而必须与不论何种权势集团保持着的这种密切关系，使公务员阶层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2）基于超常增长的政府岁入，公务员阶层的物质生活正在迅速改善。明智的观察者不会不同意，已经维持了若干年的“岁入膨胀”，绝非长期可续的；（3）与转型期社会的其他阶层的处境相比，部分地由于文官制度的内在性质，部分地由于我们社会的政治文化，公务员阶层的生活方式具有更高的稳定性。转型期社会生活越是支离破碎和变幻莫测，稳定性本身就越成为值得追求的价值之一；（4）最后，借着想象中的“布尔乔亚”情调与“东亚精英”理想的某种混合，我们倾向于把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的公务员阶层视为我们自己的公务员阶层的摹本。这既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意识，也不同于我们传统社会的“仕”这一精英阶级的意识。但正是这一意识提供的或显或隐的满足感甚至“自我实现感”，使我们的政府确实吸引了相当多的人才，尽管这绝不意味着它不以同样的速度毁灭这些人才。一个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的政府，仍不可避免地要承担双重职能———既要提供与旧制度相维系的公共服务又要提供与新制度相维系的公共服务。不难想象，这样一个政府的权力不仅保持了权力扩张的本性。于是，从经济学的“明智的自利”角度看，政府必须主动限制自己的权力，尤其是限制征税权。我们说这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因为滥征税相当于滥伐森林———开采速率远大于资源更新速率故使资源耗竭。最后，当然还有一个无法回避且迫在眉睫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是由“公务员热”引出来的，那就是休谟曾经描述过的：与其接受单一的恶不如接受多种的恶，借助恶与恶之间的对抗关系，社会获得善的后果。既然不能不有权力，那就应当有多种权力的制衡关系。（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