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过大学的，还是文革前就考上的，然而，说来可怜，进了大学门不久，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此后一天课都没上过，满了五年的法定学制之后就算毕业了。转眼就是花甲之年，如果说此生还聊可自慰的话，一是要感谢爹妈给的这个脑袋还不太蠢，再就是中学时期的用功读书了。

　　初中在家乡的小镇上，糊里糊涂就过去了，高中是在离家百里之外的一个县城，现在是地级市，当年只是个邻县。校名叫康杰，当年是晋南最好的中学，现在也还是。

　　我不是个早熟的孩子，甚至可说是晚熟的那种。十五六岁的人了，还没有什么志向，所以用功读书，只是觉得学生就应当好好读书。为了这个，为了那个，也说说，仅说说而已，很少往脑子里搁。恰恰是这种纯粹的读书，其乐无穷，其益处也最大。现在一读什么书，立马想到的是会得到什么知识，写什么东西用得上，看似用功，究其心术，自个先就觉得贪鄙不堪。读书上若也分个品格的高下，那时的读书是君子，现在的读书只能说是小人了。一个重的是义，一个重的是利，不可同日而语。

　　中学时期读书，实际是很苦的。且以一天为例。钟声一响，立马起床，若是冬季，天还黑着，迷迷糊糊地排好队，踢踢踏踏地朝操场跑去。四百米的跑道，跑上几圈之后，再冲刺一般地跑回来。取上洗漱用具，再往自流井那边跑去，匆匆刷了牙洗了脸，脸盆牙缸往宿舍一放，再跑到教室取上课本。在校园里找一处僻静的地方，靠住一棵大树坐下，便放开嗓子念起来。先俄语，再语文。老师布置要背诵的，自然要背个滚瓜烂熟，没有布置的，念的次数多了也背得下来。早饭铃响了，将课本送回教室，取上碗筷再往饭厅跑。临走之前，还不忘在手心或手背上，写上几个俄语单词，以便排队打饭时，一边等饭一边嘟嘟囔囔地念。不必害羞，大都是这样。

　　上午下午，上课如仪。晚自习自然是在教室里。下了晚自习到临睡前那半个小时，还要在路灯下看看书，或是躲在一个角落里，把白天背过的书再背一遍，这才去宿舍。倒头便睡，第二天起来又跟今天一样。几十年过去了，当年中学课本上的许多古文，至今都还能背得下来，实在是那时不知念了几百遍所致，说是记在脑子里的，倒不如说是刻在脑子里的。

　　这还是正式的功课。这点儿功课怎能满足得了那如狼似虎的求知欲望。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星期天，节假日，就是看课外书了。

　　这种书，主要是去图书室借。学校有规定，一次只能借一本，一个星期只能借一次。去的次数多了，跟管图书的老师熟了，帮他做些事，就能进去挑书，也能多借几本。看书多，看得细，就要有字典。我自己有《四角号码词典》和《同音字典》，总觉得太浅了，还借了一部中华书局出的《辞海》（全一册），锁在课桌抽屉里自个用。有时没书可看，就一页一页地看《辞海》。

　　再就是自己买了。家境好，爷爷、父亲都工作，每月给我的生活费，节省点可供两个人念书。节余的钱，除了偶尔上街买些零食外全买了书。什么《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见了就买。最荒唐的是，还买过一本《墨子研究论文集》。有的书看着挺好，买下一看就后悔了，比如就买过一本《烽火春秋》，以为是打仗的长篇小说，看了才知是陕西省烽火农业合作社的社史。父亲在外省工作，什么《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也给买了寄回。

　　赶高中毕业时，我的书竟有一大箱子。可惜这些书，文革开始后，大概是一九六七年春天吧，几乎全让弟弟拉到废品站卖了。其时我已到太原上学，回家一听，气得狠狠心地踢了弟弟一脚。弟弟说，是爷爷叫卖的，也就没了脾气。其时爷爷被开除公职，戴上帽子回村劳动，今天抄家明天批斗，怕这些书惹事，连上家里原有的藏书，装了满满一平车让不到十岁的弟弟拉去卖掉。只有《墨子研究论文集》等少数书，上大学时带到太原，算是保存下来，至今还在我书房的一个书柜的底层插着，时不时地提醒我，在我的人生途程中，曾有过那样一个君子品格的读书时期。

　　（黑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