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之子萧燕前不久回到了萧军在上海的故居———襄阳南路（旧名拉都路）351号，一幢粉黄色拉毛外墙公寓。在和萧燕的交流中，你会感到萧军血液里那种“流浪汉性格”在他身上的延续。通过萧燕，拨开缭绕的历史烟尘，上海东方早报记者走近了这位曾经与我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作家萧军。

　　位于永嘉路和襄阳南路口的旧式里弄“慎成里”是全上海迄今保留最完整的石库门建筑群。上月的一天，著名作家萧军的儿子萧燕回到了故居———这条弄堂内的襄阳南路（旧名拉都路）351号———一幢粉黄色拉毛外墙公寓。

　　萧燕曾在上海老出版人丁景唐家里见到了一张黑白老照片———一对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倚着眼前这个公寓门框的合影：浓眉、国字脸的男青年站在高一级的台阶上，健壮神气，像个运动员；齐刘海、扎两条麻花辫的女孩则微低着头，眉眼神情里有种小鹿般的怯怯。萧燕依着照片，寻找三楼最西面那个绿叶爬到窗前的房间。照片的注释里记载着，1935年5月2日上午10点，鲁迅夫妇抱着周海婴来这里做客，看望刚到上海不久的萧军和萧红，并在法租界的一家西餐厅里请他们吃饭。几个月后，萧军和萧红的作品《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分别在鲁迅的帮助下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这两部书后来分别成为他们各自的代表作。

　　1986年，萧军应上海鲁迅纪念馆之邀回到故地，离萧军故居几步之遥的丁景唐夫妇陪着他重走了这条弄堂。此时，萧军的身边已没有萧红，他即兴作诗一首：“梦里依稀忆故巢，‘拉都路’上几春霄。双双人影偕来去，蔼蔼停云瞰暮朝。缘结缘分终一幻，说盟说誓了成嘲。闲将白发窥明镜，又是东风曳柳条。”

　　“这是萧军对他与萧红生命中那一段上海老弄堂时光的最后一次致意。”丁景唐的女儿、曾写过三部萧红传记的作家丁言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两人，一个好动，一个好静；一个强壮，一个柔弱；一个愿从武，一个想从文，这种性格的差异，导致了他们最终在西安的分手。”所有的故事，仿佛在1935年的照片里就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预示，而总有一些情感，在结局之外沉淀下来。

　　明年7月7日，就是萧军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萧燕独自扛着摄像机走访了哈尔滨、北京、青岛等好几个父亲当年曾经生活过的城市，希望制作一部《亲朋好友话萧军》的口述历史式纪录片。和这位做过十几种工作、坦诚自由的小眼睛中年人聊上几句，你会感到萧军血液里那种“流浪汉性格”在他身上的延续。拨开缭绕的历史烟尘，记者走近了这位曾经与我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作家。对话萧燕即使痛苦，他也选择沉默

　　东方早报：丁景唐形容您父亲“一颗心好像捧在手里一样坦诚”，他为什么会这样形容您父亲？

　　萧燕（以下简称萧）：他一生处在中国历史的各个风口浪尖上，一生都保留了东北人身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那种仗义和不会因为有任何压力、迫害而停止抗争的真性情。可以说，他一生书写了一个大写的“人”。

　　东方早报：您印象中的他，有没有大家所不了解的一面？

　　萧：他年轻的时候气盛，伤害过一些人，老了以后就收敛了许多。我有时候觉得他离我很近，有时候又好像很远。他一生经历了这么多事，有很多不愿与人说的悲伤。到晚年有很多人劝他写回忆录，但他觉得做这件事太痛苦，直到1988年去世时都没有提笔。

　　东方早报：他对人的宽厚也使一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如周扬和胡乔木晚年都非常佩服他，说他一辈子都言行一致，从来没有拐过弯。

　　萧：确实。他总觉得革命内部的矛盾应该在内部缓和，常常说自己“记账，但不算账”。他年轻的时候，丁玲曾经伤害过他。但丁玲在“文革”中被审查时，父亲当时就说：“丁玲如果被国民党关起来了，那也是‘政府在养她’，并不一定是叛变了。”因为父亲当年曾去信问鲁迅先生，丁玲和姚篷子（姚文元之父）被国民党抓起来后去向如何，鲁迅先生的回答是：“篷子转向，丁玲，政府在养她”。“文革”中还有人向父亲调查曾经被鲁迅先生批判为“四条汉子”的田汉、周扬、夏衍和阳翰生，父亲也机智地调侃：“说一个人是汉子，那还是一种赞扬，并不能说这是鲁迅先生在痛斥他们。”

　　无论结局，他尊重过往

　　东方早报：他与萧红的关系似乎使他背负上一些不好的声名，隐约还有一些关于他和萧红、鲁迅三人复杂关系的传言。

　　萧：他被关押30年，在八十年代初获得解放后，他说晚年最主要要做几件事，一件就是把鲁迅先生生前给他和萧红写的53封信整理成《鲁迅给萧军萧红书简注释录》出版；另一件就是把“文革”被抄家后剩下的四十几封萧红的信件，整理成《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出版。对于萧红，我们一家都非常尊敬，在家里谈起她也没有任何忌讳。父亲与萧红分手主要还是性格方面的原因，他也不讳言自己有错———中途一次出轨伤了萧红的心。

　　我们家有几个对父亲而言是原则性的问题，大家都不会去触及或争执。比如他一生中最敬重两个人———鲁迅先生和毛泽东，在我们家绝不允许有对这两者不敬的言论。当年他到延安时因为不是党员，但又是鲁迅的学生，毛泽东当时对他很“礼贤”，延安文艺座谈会也是由他们两人的谈话引起的。从刚刚出版的父亲遗作《人与人间》中首次发表的《延安日记》里，我们看到父亲在延安时，对毛泽东已经有了很客观和清醒的认识。因此毛泽东给他写信称：“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父亲在延安时对毛泽东的看法，实际上影响着父亲的后半生：因为他对毛的了解，坚定了他对共产党内不良现象的反抗和抵制，因为他相信毛也是“洞若观火”，不会放任不管。在延安的日子虽然给了父亲许多痛苦的回忆，但他很尊重那段与毛泽东等人交往的历史。

　　训诫，也是一种礼物

　　东方早报：父亲给您受益终身的教育是什么？

　　萧：小时候父亲处境不好，我当时也不知道他是个作家。他对孩子从小管教特别严格，特别是对男孩子，从来都是重视言传身教，不说大道理。我七八岁时，他专门写了个《诫子训》，贴在我的床头说：“孩子们，你们的一生必须要做一个坚强、勇敢、公正、实诚、朴素、善良、热爱祖国、忠心于人民的人。”我上中学住校时，他又专门把它抄在我的小笔记本上，签上他的名，盖上他的图章。我一调皮，他就要我一天背上五遍，所以我现在五十多岁了，《诫子训》里的话在我脑海里还是滚瓜烂熟。他常常教导我们：“要让人说你是个老实人，这样别人会信任你；不要让人说你是聪明人，这样别人会防着你。”

　　我18岁时在插队，父亲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是一条皮带。他用毛笔在上面写了“约束”两个字说：“男孩子要有约束自己的力量，要有责任感。”这么多年来，我一到系皮带的时候就想起他的话。他也提倡人要有忍耐力，常说：“‘忍’还容易，是一种力度的考验；‘耐’就不容易，那是一种长度的考验。有时，你是龙也得盘着，是虎也得屈着，但这并不是说这时你就不是龙、不是虎了。”

　　我现在最大的财富是父亲从小培养的自食其力的精神。我15岁起在山西插队，当地主要种高粱和小米，很多河滩的盐碱地荒芜。我看附近有解放军在那上面种水稻，也想试着种。当时父亲下放在北京的沙河农场，正好也在种水稻。他就在信里画了除草用的钉耙的尺寸寄给我，我让铁匠照样子打出来，果然很管用。他一直说一句话“艺多不压身”，鼓励我不要畏难，兵来将挡，水来土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