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舞蹈中等职业学校2006级103名学生，入学6个月后，就被校方动员“演艺实习”。校方描绘这为期1年的实习前景包括“杭州正规演出场所”，“有实习工资”等。在“自愿报名”和“校方筛选”下，中选的23名女生于10月9日和10日分两批前往杭州。“实习基地”是黄龙体育馆商圈内的若干个演艺吧，年仅十五六岁的女生们不仅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跳舞，也同样被老板们强加着必须适应潜规则。

　　最终，“陪酒”事件进入官方视野，教育局对这所民办学校的“严重违规办学行为”进行了严厉惩处。但奇怪的是，被召回来的学生，目前呈现出一种“杭州没有人强迫我们陪酒”的集体认知，而且大多数人表示“根本就不想回来”。

　　祸根：办学者人生经历复杂

　　京剧演员、保险公司职员、下海商人，这是桂林舞蹈中等职业学校董事长郭桂生41岁前的人生经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从巴拿马做生意回到桂林的郭桂生发现，他以前的师兄师弟中，好多人都在南宁办起了艺校，办得都还不错，“因为桂北的女孩子好看，就业市场非常好。”1997年，郭桂生投资50万元，创办桂林舞蹈中等职业学校。

　　学校起步规模不算大，第一年招来的学生只有47个。每学期2000元左右的学费让很多家长缴纳不起，于是郭桂生办起“欠费教育”。当然他清楚自己并不是在做“希望工程”，他期待并且有把握获得的是更大的产出———在规范的3年学制安排上，通过最后1年的实习期，从学生们在演艺场所的实践收入中扣除一定比例费用，这笔费用将相当可观，这也是这个行业内心照不宣的规则。

　　1999年初，招来的第一批学生进入实习期。郭桂生与演出中介———杭州现代歌舞团合作，杭州成为舞蹈学校定点的实习基地之一，广东珠三角地区也成为学生们的实习去向之一。由于有了固定的实习场所，部分学生有了好的“归宿”，从此，桂林舞蹈学校招生人数不断上升。

　　实习：孩子们遭遇无理要求

　　对这些学习舞蹈的孩子们来说，实习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学习就是为了上台表演”。舞台冲动和实习工资一起，构成了实习的诱惑力。具体到那23名入学仅6个月的学生，她们实习前每人还向校方缴纳了1000元的“实习押金”。

　　这23名女生到了杭州，演艺场所支付每人每晚100元的演出费用，其中25元归学生，25元归学校提成，50元归演艺中介。而目前绝大多数演艺吧按常规经营，基本只能处于收支平衡，行内的利润潜规则就是客人向表演者赠送“花篮”的提成。演艺吧消费者“找乐子”的消费需求取向，成为暧昧滋生的土壤。吧主们并不掩饰逐利目的，更让这暧昧逐渐成为一种强制的规则，甚至还伴生了演出者不陪酒每天扣50元钱的这种规定。在提供表演外，演艺场所的老板们，对自己花钱请的表演者们理直气壮地提出了更多附加要求。

　　在这个环节上，演艺中介似乎并不在乎演员们的私人感受。相反，有的还认为这是演员自己获利的方式，不算坏事。于是此次实习的女生们，只能求助于自己的领队师姐、也是杭州现代歌舞团股东之一的韦丽娜。而韦丽娜的双重身份和个人经历或许限制了她在这个事件中的态度。

　　迷惘：退学回家已无事可做

　　事件演变到最后，来自大河乡的10名学生一同退学。

　　被认为是挑头者之一的小宁，现在闲在家里，被问到将来打算，16岁稚气的面孔上一阵茫然。小宁是今年被桂林舞蹈学校的郭珍和韦丽娜亲自到大河中学挑中的，学校挑人的方式很简单，在体育课上偷偷观察，觉得哪个不错，就通过中学的老师直接联系，再上门给家长做工作。今年4月，还没有完成学业的小宁根据舞蹈学校的安排，和其余12名同学一起，向原来的中学交纳60元，拿到初中毕业证，开始了她们想象中的舞蹈生涯。

　　在去实习前，小宁曾听说以前毕业的学生好像“在不太好的地方跳不太好的舞”，于是有些摇摆不定。但最终因为舍不得好朋友要去实习，她找到老师要求参加，老师很爽快地给她增加了一个名额。现在回忆起来，小宁说，“原来她们是要用我们给她挣钱，当然那么爽快”。据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