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转型的目的就是要成为“正常国家”，为此，日本有重点地展开了意识形态、政府团队、法理和防务转型工作

　　●日本的大转型与源于百年之前、积蓄于冷战至今的保守浪潮以及日本社会结构、地区环境和日美关系的变化相关

　　●应该如何看待日本60年的“和平发展”？如何面对日本的全面转型？这是日本人民、地区各国和国际社会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

　　进入后冷战时期以来，世界各国都在经历着新的变局。日本也不例外。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日本一直存在一种“国家悲情”，认为自己在社会、经济及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都是国际社会的“优等生”，但在政治军事和国际地位方面，却一直处于被国际体系打压的“非正常状态”。因此，日本国家转型的目的简单而明确∶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为此，日本有重点地展开了一系列转型工作。

　　走向新体制的日本呼之欲出

　　一是意识形态的转型，旨在扭转日本国民的政治观念。这是近年来日本最为着力、效果也非常明显的一项转型内容。日本政府与学界、媒体联手，利用日本对战争责任反省不力造成的认知空隙，采取各种手段就日本民众的历史观、战争观、国家观、亚洲观等推动“观念变革”，几乎涉及所有重大的历史及现实问题，一项项推翻二战后的历史定论，去除日本人心里的“紧箍咒”，逐渐建立起有利于整个日本转型的舆论环境和观念空间。最近有媒体不断揭露日本政府高层强力干预媒体，如去年战后60周年时强制停播反省历史节目，强迫媒体报道朝鲜绑架日本人消息等，使得极为相信媒体的日本民众很容易接受这些这“变革的观念”。战后日本社会中进步的和平力量和批判声音日渐式微。

　　二是政府团队转型，即政府高官带头以强硬姿态冲击战后的政治底线。在积蓄了一定的民意支持后，一些高官对与日本国家定位直接相关的二战、甲级战犯、东京审判及靖国参拜等，连连出击，以象征性的语言及行动向国民表现出政治转型的意图及决心，并借国际社会的批评凝聚国内民意支持，逐渐形成谁强硬谁的选票就多的互动机制，一些温和派人士被排挤出局，在政府及国会的人事构成上为转型提供了保证。

　　三是法理转型，即通过修改和平宪法、修改教育基本法等，特别在前段时间以“爱国心”、“公”的教育挤压“个人自主精神”的教育基本法修改，进一步鼓励民族自豪感，加强日本国家的民族认同，为国家走向“正常国家”提供法理依据。

　　四是防务转型，即扎实地推动防务体制变革，增强军事实力。作为国家的综合国力，军事实力是核心部分。日本曾长年战争，更深谙其中的奥秘。只有军事上的支撑，上述转型才会货真价实。在防务体制层面，最近日本已经连续作出两个大动作∶一是要设立“日本版国家安全委员会”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二是准备在明年1月将防卫厅正式升格为防卫省（部级），届时自卫队的海外活动也将成为正式任务。这是日本军事转型的阶段性目标所在。日本在军备等方面投资巨大，并坚持精兵强军的军事变革，有很强的实力。但由于武力动用权限及其范围等都有限制，使他们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日本目前最需要的是解除限制，而这两个月来的“核议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日本的上述转型与日本政治上的保守与强硬路线抬头，因领土、资源等与邻国的纠纷频发，对台湾岛内政局不断插手，因靖国参拜引发历史争议，因朝鲜核试点燃“核议论”等相呼应配合，并得到了媒体、学界的推波助澜，而批评、反省的声音越来越弱。美国对此装聋作哑，国际社会也难以发挥实质性的制约作用。日本正处于一个国家转型的重要关口——战后60年来最大的全面变革。日本正在清除思想障碍和制度约束，全面改变战后立国方针，走向新体制的日本已经呼之欲出。

　　什么因素在推动日本大转型

　　日本这种转型绝非偶然，而是与一股源于百年之前、积蓄于冷战至今的保守浪潮相关。上个世纪90年代初，人类结束了长达50年的冷战，终于迎来了新世纪和平发展的曙光。而日本却由于一些必然及偶然的因素，正巧在这个转折关头，出现了泡沫经济崩溃及随之而来的“平成萧条”。二战后日本因败战而严重受挫的国民自尊，原本因持续的经济增长得以寄托。政治、军事失败造成的失落与悲情，一度也在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中得到缓解、弥合，进而形成了日本战后直至80年代末相对平稳的社会均衡。但是，“平成萧条”给日本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上述社会均衡赖以生存的基础开始动摇，日本人自我寻找适当的解困出口。于是，在失去经济成长的“稳定阀”之后，各种悲情等急剧积累、发酵，并首先在政府高层及媒体学界中爆发开来，形成了后冷战时代十几年来新一波的保守主义的浪潮。

　　这种保守浪潮与以下三大结构性“变化”一起，进一步加快了日本转型的势头。第一是日本社会自身的结构变化。战后60年过去了，以安倍晋三任首相为象征，日本社会已经全面进入战后出生的一代主导的时代。这种年龄结构变化的背后，是有战争亲历者在日本社会地位及份量的下降；也有日本全面依附欧美、重欧美轻亚洲主流观念的回归；更有日本作为国家整体突破战后各种束缚、自主发展要求的抬头。应运而生的就是靖国参拜、修宪、修改教育基本法、复兴军事大国等各种举措。这在日本国内具有很高的共识，即使存在批评的声音，也大多是为了更圆满、更现实地实现相关目标，并非真正表示反对。近日民意调查表明：安倍上台后首访中韩后，在20~30岁者中支持率不升反降，进入11月，30~50岁的人也出现这种下降，主要理由是安倍“暧昧”，意指不如小泉那样办事痛快。这也从年龄结构上反映出未来日本面对的现实压力。这种内部结构的变化，使保守主义思潮拥有了新的行为主体，并在日本出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变化：从战时的万众一心到战后的多元民意，再到今天的以“民主自由”为招牌的步调一致。而政府和媒体的相关行为，又进一步强化了日本内部的整合。

　　第二是地区环境的变化。近十几年来，日本周边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苏联的解体使日本的安全威胁大大降低，但台海及朝鲜半岛的局势使日本备感压力，中国高速持续发展及国际地位提高使日本最受震撼，地区各国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使日本应对不暇。日本本来就与周边各国结怨过深，再加上“香蕉”(黄皮白心)心理造成对各国的轻视态度，以及近来仿效美国“单边主义”的不当作为，都使日本在地区中的处境不妙。本来是亚洲“雁行”的“领头雁”，现在却成为难以合作的“钉子户”。日本在地区的地位、利益及感受到的压力、威胁都在强化其国内保守浪潮的力度，加大了日本大转型的需求。

　　第三是日美关系的变化。进入后冷战的美国一强独大，使日本更加明确了依附美国改变自己命运的未来设计。尽管日本改变现状的要求与美国不无矛盾，但日本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所谓“近朱者赤”，日本有时的强硬及主动出手还会甚于美国（如对朝鲜）。而美国近年来面对国际变局，开始策划“权力转移”。美日关系北约化及日本功能扩大化，是美国在东亚新战略中的重要内容。美国这种调整使日本保守势力看到了难得的可乘之机。因为，战后日本在安全及政治上的主导权，基本还是掌握在美国手里，尤其是重大方向的变动，还是要由美国操纵。如今，美国有了松动，日本就主动迎合。当然这种变动是建立在不损伤美国利益的基础之上，而且必须由美国控制其进度、方式及后续影响等。但对日本而言，绝不会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说，美国的态度是日本转型的决定性因素。

　　实现重大的颠覆性变革？

　　日本要真正实现自己的转型目标，至少要完成三大颠覆性变革：第一是对日本国内和平宪法及60年非军事化体制的变革。第二是对相对稳定的地区及周边关系及秩序的变革。第三是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准则及联合国等基本框架及理念的变革，这三项变革缺一不可。在这样重大的颠覆性变革中，各方利益将会重新洗牌。所有这些，都与美国的根本利益相关，都会使东亚国家受到冲击，都会给世界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为了实现上述转型，最近日本政府高层及媒体学界不断致力于两个相反方向的炒作：一是 “核武”、“修宪”等硬性鼓噪，二是所谓日本60年“和平发展”的软性宣传，并要求周边国家予以肯定。这两者看似矛盾，其实因果关系很清楚：承认了日本60年“和平发展”，就是要证明日本已经完成了战后的自我改造，因此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走向“修宪”甚至“核武”的方向。所谓和平发展是铺垫，而修宪转型才是目的。

　　如此看来，应该如何看待日本60年的“和平发展”？如何面对日本的全面转型？这是日本人民、地区各国和国际社会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

　　（庚 欣 作者是日本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责任编辑：安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