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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广州交警部门立下“军令状”的第二天，广州大学城的道路上发生了一起夺命车祸，一辆疯狂行驶的“野鸡”泥头车与一辆载有50名小学生的旅游大巴相撞，两名小学生不幸被抛出窗外当场死亡，另有17人不同程度地受伤。
在为逝者的不幸而叹息时，更多的人将谴责的目光投向了野蛮行驶的泥头车，而对泥头车的追问又很自然地上升到管理部门的失职。严格说来，泥头车的肇事与交警部门没有多大关系，因为管理泥头车的是环卫部门，交警只负责监控泥头车的超载，而从报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关泥头车超载的消息。然而，事发现场“交通灯没有亮”的事实，还是让人多多少少地会想到交警的一丝疏忽。假如当时红绿灯在正常工作，悲剧是否会避免呢？当然，这样的假设在逝去的生命拷问面前，已了无意义。
不过，在同一天，另一则有关交通的新闻则与交警脱不开关联。有报道称，广州一群来自事业单位的司机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历数公交车的“恶行”，谴责公交车的“横行霸道”。这群署名为“忧心司机”的专职司机们，站在事业单位专职司机的立场上，讨伐公交车的野蛮行径。其中是否含有特殊群体的感情色彩在内，别人很难说。但针对广州公交车的现状，交警给出的结论似乎印证了这群专职司机的观点——“交警发现，公共交通秩序之乱已经可以用完全失控来形容”。处在公共交通一线的交警，作出如此的定性，看来广州的公共交通秩序确实是乱相丛生。
疯狂泥头车和野蛮公交车，都属于公共交通管理问题，但涉及的并不只是交通部门的责任。泥头车之所以屡出事故，频夺人命，根在哪里？症状其实很明显——多头管理。建委、环卫、城管、交警的责任单管导致了沟通协调机制的缺失，给了泥头车违章违法的可乘之机。一面是管理主体的责任分散，一面是泥头车公司为了利益的频频“出轨”，说到底泥头车背后就是风险与利益、监管与责任的博弈。城市要搞建设，建筑工地的余泥渣土就要运走，脱缰的泥头车也就有了“疯狂”的理由。
至于野蛮公交车，表面上看只是事关交警的管理责任，但实际并非如此。作为城市的基础行业，公共交通以其自身存在的服务性和公益性，承载着安全责任和社会责任。然而，当我们的公共交通公益性和服务性被市场化的模式所改造时，安全和有序就难以有效保证。在利益的驱使下，“多拉快跑”、“霸道变线”已司空见惯，“违章行车”、恶性竞争则愈演愈烈。而在公交车横行霸道的背后，责任意识也是含糊不清，到底是由公交车司机本人来承担野蛮行驶的责任，还是由公交公司来“分享”其野蛮行径，都欠缺一个成文的规定。这种责任的模糊，让公交车司机们自以为头顶着“公”字，就可以乱行驶，就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这或许才是“野蛮公交车”有恃无恐的真正原因。
失控的泥头车，失控的公交车，再加上失控的公共交通投入，这一切都造成了“失控的公共交通秩序”。而公共交通事关城市发展和百姓出行，必须要回归有序。北京市明年开始的公交改革也许能给广州一个借鉴。要管好公共交通，就得相关部门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共同谋划对策。一个城市不能只有气派的高楼大厦，也不能只有豪华的公交车，还得有干净安全的泥头车，要有文明行驶的公交车司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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