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问我愿意生活在历史上哪个年代？我说宋代，因为宋朝对文化人最尊重，还因为能与苏轼这样有意思的人同一时代。如果要在20世纪挑一个年代，我大约会挑北洋时代，理由还是那两个，能与鲁迅、胡适这样的人物生活在同时代是一种光荣，其次因为那是一个对文化人十分尊重的时代。我知道，最后这个理由会引起强烈争议。

　　如果读过李洁的《文武北洋》，恐怕争议就要小多了。举个书中的例子，1926年，段祺瑞政府批准了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提议，免除公开支持北京女师大学潮的教育部部员周树人（鲁迅）的职务。周树人不服，与教育部打起官司来，法院审理后，说教育部的免职令未按程序办理，撤消处分。这样一个民告官的官司，鲁迅居然赢了，被免职5个月后，又回到教育部做他那百无聊赖但薪水丰厚的小官。当时司法之独立，可见一斑。

　　还有个民告官的故事也很有趣。中央政府没钱，各部的工资，一向是靠借贷来发放的，到了1921年3月，北京各高校被教育部拖欠了3个半月的经费，于是李大钊等人带领师生罢教、请愿、冲击中南海，向总理靳云鹏索薪。没想到上将军靳云鹏总理居然怕了书生，死活不敢露面，最后他想到的一个办法是拿起法律武器，向法院起诉教职员代表。更想不到的是李大钊他们一点不怕打官司，反而向检察厅提起控告，起诉总理靳云鹏、教育次长马邻翼（当时主持工作）、警察总监殷鸿寿等人“破坏教育”。这样一群教书匠状告中央政府的官司，你猜结果怎么样？检察厅居然真的受理了。而北洋军阀政府自知理亏，低声下气托人调解，将秀才们的所有要求一一答应。

　　“北洋时代，智识阶级整体地位真是不得了！”写到这里，作者忍不住感叹，同时还发了番议论。他说，那时的知识界都写作“智识界”，有智有识；后来的学人在酷烈的政治迫害下渐渐丧了“智”，只靠一己之“知”谋生，故“智识”才沦为“知识”。

　　历史教科书给我们的印象，北洋军阀时代完全是一派暗无天日、兵荒马乱、血雨腥风、强权政治的图景。近年来，经过学者们的慢慢梳理，发现那个时代也有许多可取的地方，至少文化上的贡献——产生了蔡元培、王国维、鲁迅、胡适等大师——我们今天还觉得高不可攀。《文武北洋》这本书，通过对民国初年名人历史遗迹的寻觅，叙述了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杨度、章士钊、李大钊、陈独秀9人的生平事迹，不但对所涉及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例如袁世凯与谭嗣同法华寺密谈、中国共产党成立日、“三一八”惨案真相等问题提出新见，还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时代的政治和文化风习。

　　那时代的武夫多半粗俗蛮横，不过也有吴佩孚这样洁身自好的儒将。他给自己立了“四戒”：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多少高唱道德的文化人做不到的事，他做到了！更了不起的是，率军击溃皖系军阀后，请他取代曹锟统治中国已是众望所归，他却倡言召开国民大会，由国民来决定国家大事。意见受到反对后，他也没有用枪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而是一声不吭带了军队离开北京，退隐洛阳去了。面对权力巅峰的诱惑而毫不动心的，我们知道美国有个华盛顿，在中国历史上，则数千年也找不到几个。

　　李大钊是一个遗腹子，出生的时候，生父已于7个月前去世，16个月后母亲也接着撒手人寰，从此饱尝生活艰辛。写到这里，作者指出，李大钊那一代的堪称人杰的北大同事，不少人都有类似的经历，例如蔡元培11岁丧父，周树人16岁丧父，陈独秀2岁丧父，胡适4岁丧父……这些早早失去父亲的男孩，坚强独立，积极进取，迅速成为一呼百应的领袖人物。掩卷良久，我还在沉思，早年丧父的经历给予这些时代精神之父们什么影响呢？

　　《文武北洋》前几年就出版了，读书界反应很好，今年再版。作者李洁供职于青岛日报，与厦门作家高渔相熟，今年早些时候他来厦门，我随高渔与他见面，才知道眼前这位谈笑风生的媒体人是这本大做翻案文章的讲史书的作者。这年头有许多奇怪的事，其中之一就是历史学家搞浑了的历史，往往要非历史学者去澄清。在送我的书上，李洁题写了陈独秀的一句话：“我只注重自己独立的思想。”独立的思想，正是洞察历史的慧眼，也是本书胜出坊间其他同类著作之处。司空小月

　　（《文武北洋》李洁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 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