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28日，北京协和医院。霍英东这位在香港商界叱咤风云的老人平静地离开了，他把一生的传奇定格在83岁，霍英东一生低调，很少接受媒体采访，13年前，霍英东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王志的专访。
霍英东：我们今天看到国家兴旺发达，看到人们生活有明显改善，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炎黄子孙，我们也感觉到这是应该做的事情。
这是位于北京市长安街上的贵宾楼饭店，是霍家的产业，13年前霍英东就是在这里接受了采访，在霍英东老人去世的一个多月后，王志又在同一个房间里采访了霍英东的长子霍震霆。
王志：最后的日子你一直跟他在一起吗？
霍震霆：是啊，你们差不多是第一个访问的，来的特别突然，本来都知道他身体不太怎么样，大家现在都最近也很忙，但是每次来到北京都看看他。还记得他身体和以前，每次见到都很强调，他怎么样，每天游泳，每天锻炼，后来一段时间他觉得有一点不像以前的样子。反过来每次见他，他对我们都说，我年纪也不小了，80多了，到给我们了很多心理的准备。
霍英东逝世的消息震动了香港和大陆，一代商业巨子身后事宜众说不一，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又是香港的商界领袖，是魂归故里还是留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有人猜测，霍英东是否留有遗言，对自己的身后安排，成了人们关注的话题。
王志：在香港安葬是他自己的意愿吗？
霍震霆：原来对我来说这是最难的一个选择，一直以来他没有谈过他的后事。后来一段时间病已经比较重了，已经讲话都比较困难了。当然大家多没有谈过后事怎么去办，但他经常在讲香港还有他很爱家，香港很多朋友。我觉得还有考虑我妈妈很多的。我们中国的传统观念我觉得就是回家嘛。
2006年10月31日下午1点15分，运载霍英东灵柩的专机降落于香港国际机场。警方仪仗队护送覆盖着国旗的灵柩运上灵车，驶往北角香港殡仪馆，走完霍英东在香港的最后一程。
王志：最后的安息地选择在柴湾佛教坟场？
霍震霆：是，因为大家提出来他是国家领导人，在国内来说都是火葬的。但是我们家都是有传统观念的，我们广东人都是土葬的。我觉得还有香港，对我们来说都是来得太突然。以前没有这么，我也不想有一个怎么准备。也没有透露这个方面，一直以来我觉得真的，我们大家都没有考虑，香港你不能之前买地的。永远下葬的地是慢慢没有的。但难得找到一个安息的地，还有一般香港人都看过风水也不错，这次看到一个，他很爱的大海。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就是他的家，他走的时侯就平平凡凡一个人，一个人葬在香港的海港。
王志：这个葬礼除了很高级的规格以外，我们也看到很多很传统的仪式。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霍震霆：所以中国人都很强调，就是广东人都有自己的传统，我们觉得他离开后在下一界还有一段，所以中国人很多时间都信这个。你看我们烧很多东西给他，陪他下一生，所以考虑老人家，我妈妈很多传统的观念，我觉得是一方面的官方的意思，还有家里很多传统的意思。大家后人一个安心。
人们这样评价霍英东，他生命中的两条轴线一条是香港一条就是北京，他一生在这两条线上辗转，在生命最后一刻他是在北京去世的，而灵柩回归香港也为他生命的起始和终点作了一个生动的诠释。其实，早在1984年霍英东被检查出患有淋巴腺癌时，他坚持在北京接受治疗，病情得到控制，2006年7月，霍英东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这一次，再次选择在北京接受治疗。
王志：当时他决定要到来北京治疗的时候，你们表示过反对吗？或者怀疑？
霍震霆：当时我记得广州一个医生朋友，他的儿子在美国，安排我们去见美国最有名的医生，因为他是治这个病最权威的。后来他坚持要回北京，但是说真的我接受不了。当时北京的条件是一般的，当时看到医院连电梯都没有，当时真的条件是一般的，但一点都没有改变他的决定。反过来他坚持。
王志：他当时是真的相信国内的医术比国外要好呢，还真就是出于爱国心？我要做一个姿态给所有人看？
霍震霆：没有，我觉得他这个都是，我看他觉得当时大家都不接受，特别很多香港的朋友。就跟我说了爱国了爱国了，医疗的技术也得考虑，但调过来我觉得心理上很重要的。你跑去外国，当时香港有两个知名人士去了美国医疗，最后都没有回来。但是我觉得他很强调第一方面，国家对这方面的照顾。
提起霍英东总和爱国联系在一起，对祖国的选择贯穿霍英东的一生，而另一个伴随霍英东就是20多年同癌症、病痛的抗争。身患癌症以后，霍英东依然活跃在多种场合，让人很难相信他是一个身患癌症的人。
王志：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怎么还可以去做那么多的事情？
霍震霆：我觉得他的人生观念不一样，一般人如果病重，就会考虑怎么样。他反过来觉得我们接受不了，给我们这方面的安慰，他说人一生最重要的是做点有意义的事，对钱、对名誉、对健康都看得比较潇洒。
王志：到底是因为自己的心态，还是因为他的这个身份，他的财富让他拥有常人所没有的条件？
霍震霆：你看他的财富，他的生活很简单的，你说他怎么样，坐什么位子，他最高兴的时候，他跟运动员打球，聊聊天，他一生就是这样的，我看他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人生。
1923年，霍英东出生在香港一个水上人家，他7岁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抗日战争爆发后，霍英东当过渡轮加煤工、机场苦力等，1942年协助母亲经营杂货店。1945年转营驳运业务，靠一条小船起家，在战后千疮百孔的香港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程，创业之初举步维艰，霍英东凭着坚强的毅力撑开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王志：他有跟你谈过小时候的生活吗？
霍震霆：现在他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他经常谈到他当时的故事和经验，一方面他回顾当时怎么样。最困难的时候，特别是年轻的时候，21岁创业。他爸爸在他7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当时养家的责任就压到他背上，怎么说呢。他现在事业成功，社会地位很高。他经常跟我们谈，当时最困难的时候怎么样。一方面有一点浪漫的回忆，一方面他说你们现在条件不错了，但是不要忘记当时是怎样的。
这是1952年的报纸，报道了“黑猫号”被撞翻事件，黑猫号是当时霍英东运输船队中最大的一艘渔船，1952年11月20日，“黑猫号”往蛇口运送物资时被港英水警队撞翻，并有两名船员罹难。当时正值朝鲜战争，中国志愿军开赴朝鲜抗美援朝，美英等国家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实施禁运。香港成了中国大陆唯一的运输通道，此时，26岁的霍英东作出了人生的第一个重要选择，他带领自己的船队冒着生命危险在香港打开了一条运输线，成为港人瞩目的焦点。人们对于霍英东冒着巨大危险为大陆运输物资众说纷纭，甚至有人说他是在运送军火。后来霍英东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
霍英东：完全没有这样的事，基本上所有香港的商人，当时都有加入，有的造医药、有的做五金。
冒险运送物资开始了霍英东与共产党的友谊，也让霍英东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此后他的事业不断壮大，50年代中期，霍英东全面近军房地产市场，并发明了一种被称为“卖楼花”的售楼制度，所谓“卖楼花”，就是预售还没建好的楼房，在新楼开工前，先收取部分定金，剩下的分期付款，而如今这种售楼方法已经是全世界通用的售楼方式。多年后，霍英东提起这一时期的盛况依然充满自豪。
霍英东：当时在整个香港都非常震动，那时只要登报纸，立刻卖光。
王志：他有跟你讲过楼花的概念是怎么出来的吗？
霍震霆：楼花，他看得很简单的，他说有的人建得快。他就讲建起来还要等人来买，他说我很简单一个道理，我不要建得快，我卖得快。钱都不用自己拿出来，但是卖得快。钱很容易就回来了。
凭着这种售楼方式，霍英东真正开始了他在香港地产界的叱咤时代。但是，因为霍英东同内地的密切来往，当时的港英当局开始对霍英东实施“打压政策”，霍英东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
霍英东：对自己是个很大的打击，就有传说我要被递解出境，当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经营房地产非常困难，因为没有人敢同我们买楼。
王志：那霍老有埋怨过吗？他感到委屈吗？
霍震霆：当时的社会的环境，和历史的背景，做个爱国人士真的不容易，他明白。当时的一个殖民地社会，所以他觉得，他也明白当时社会背景怎样。所以他当时没有说过怎么样，他这个人比较潇洒。他看得很比较高，比较远他也还明白，当时社会就这样子。
在整个港英政府时代，霍英东一直倍受压抑。1978年，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停滞多年中国经济开始慢慢复苏，伴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霍英东也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1978年12月19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澳门日报》报道广东中山县开辟旅游区的消息。看到这个消息后，霍英东又作出了一个大胆的选择，霍英东率先响应投资中山温泉宾馆，开创港商投资内地第一家宾馆。
王志：为什么下这个决心呢？
霍震霆：他看到中国已经不可再拖下去，他来到广东，看到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是当时体制的问题。他的第一个合资就成为一个饭店，将来就是对体制的一个突破。
在修建温泉宾馆之后，紧接着，霍英东又投资2亿元修建五星级的广州白天鹅宾馆。此举在刚刚解冻的南中国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对于当时还习惯旅社、招待所的广东人来说，五星级酒店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当时，霍震霆全面参与了白天鹅宾馆的建设，但是对于父亲霍英东当时作出的一个决定，他也不能理解。
1979年春节，白天鹅宾馆全面开放，不管是否消费，任何人都可以走进这个五星级宾馆，当时，成千上万的市民涌进宾馆以至于宾馆的很多设施都被损坏了。
王志：这个时候你父亲他没有犹豫吗？
霍震霆：对外开放，我都有一点犹豫了，我说你这个好漂亮的酒店。怎么一开幕全部老百姓进来了，洗手间，整个广州的人都来过我们的洗手间。我觉得最好笑的是，爸爸说洗手间被用掉的厕纸，放在我的帐上。我们董事局开会，一天用五百卷，都全放在他的帐里边。最关键的时侯，他拍板，对外开放，我坚持。
王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霍震霆：他说现在已经不是殖民地嘛，怎么外国人能进来。中国人不能进来。那样的话争议很多。他说很简单的，如果破坏地毯什么，放在我的帐里边。他不会接受外国人能进来，中国人不能进来的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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