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经北京蒙藏学校党组织推荐，中共北方区委批准乌兰夫、云润、多松年、康根成、荣照(后来叛变)5人去苏联学习。1929年底，乌兰夫回到祖国后又开始了艰苦的斗争。

　　留学苏联

　　在宣布乌兰夫等5人到苏联学习的第二天，李大钊嘱咐他们：“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他们的经验是极其宝贵的，你们要契而不舍地学习革命理论和革命经验。我还要告诉你们，目前去苏联学习的人，不仅有共产党人，还有国民党人和抱着各种政见的人，我希望你们要时刻保持共产党员的清醒头脑和坚定的革命立场……祖国期待你们，祝你们满载而归。”

　　1925年10月下旬，乌兰夫等5人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从北京乘火车到上海。在一个深秋的夜晚，乌兰夫随300多名到苏联学习的留学生秘密进入上海港，登上一艘开往海参崴的苏联运煤船，驶出了吴淞口。乌兰夫走上甲板，站在船头，凭栏凝视渐渐远去的上海滩，默默地向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告别，心潮澎湃，感慨万千。“……胸怀救国志，肩负民族托，鲲鹏徙北海，区火向赤俄，远渡寻真理，归来报国家……”乌兰夫登船后写下的这几句诗，足以表明他当时的心情。

　　刻苦学习俄语

　　1925年11月7日，轮船到达海参崴。留学生们在海参崴休息了三四天后，乘坐火车沿着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奔赴莫斯科。乌兰夫想，来苏联学习掌握俄语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不放过每一个学习俄语的机会。每当列车到达供应饭食和开水的大站时，他都主动下车替同学们打开水买饭，找机会进行俄语会话。在旅途中，他也总是向车厢里的列车员问这问那，趁机多学几句俄语。有一次，同行的人发现他不见了，以为他下车买东西时落在了站台上。于是，多松年赶忙跑去报告乘务员，却发现他正在向乘务员学习俄语。像吃饭、喝水、你好、再见、谢谢……等一些日常用语，他竟然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就学会了。

　　经过22个昼夜7000多公里的漫长旅途，乌兰夫等人到达了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了培养干部，在苏联顾问米哈依尔·鲍罗廷的倡导下，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国共两党的干部和一批有志青年都向往到这所大学学习。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课程都是为培养中国革命干部而设置的。乌兰夫明白，只有掌握了俄语这门工具，才能够有效地学习和理解苏联的革命经验。因此在留学的第一学期，他把重点放在学习俄语上。他每天凌晨3时起床，跑到校园的小树林里练习俄语发音，晚上经常到12时多才睡觉。为了尽快掌握俄语，乌兰夫还参加了俄语辅导班。经过几个月的勤学苦练，在第一学期结束时，乌兰夫已经基本能够听懂俄语授课，并且能够轻松自如地用俄语回答老师的提问。

　　第一次当翻译

　　当时，俄文教学的翻译比较缺，由于乌兰夫的俄文比较好，1927年，学校的军训一结束，组织上就安排乌兰夫到东方大学军事班的中国班担任了2个月的俄文教学翻译。后来，乌兰夫和罗世文、孙冶方、陈昌浩、甘泗琪等人被正式调到东方大学政治班担任专职教学翻译。此时，在东方大学深造的蒙古族青年还有白海风、朱实夫、额尔敦毕力格、特木尔巴根、朋斯克等人，再后来还有布赫巴雅尔、高布泽博、纪松龄等等。乌兰夫第一次当俄文翻译时，赵诚和佛鼎也都在东方大学学习。

　　在政治班，乌兰夫担任政治经济学、苏维埃建设、列宁主义、资本论等几门主要课程的教学翻译，可以想像，教学翻译的任务是相当繁重的。乌兰夫每天晚上用俄文教师的俄文教案备课，在课堂上还要把老师用俄文教授的课文翻译成中文，再把中国学生回答老师的提问翻译成俄语。

　　尽管乌兰夫精通了俄语，可是第一天的课堂教学效果却因为他的土默川方言惹出了笑话。开始同学们坐在课堂上直愣愣望着乌兰夫，后来干脆就不听他的，叽叽喳喳开始议论起来了。“老师，你的翻译我们听不懂。”一个同学干脆站起来大声说。乌兰夫以为同学们看不起他，故意和他无理取闹，就批评同学们。可是，他的批评反而引起了同学们的更大不满。

　　下课后，乌兰夫拉住赵诚问：“难道我的翻译你真的听不懂？”赵诚竟然哈哈地笑了：“咱们都是土默川人，你翻译的我还能听不懂？关键是这里的大部分同学都是来自南方，他们怎么能听懂我们的山药蛋味的翻译呢！”此时，乌兰夫恍然大悟，原来同学们并不是听不懂他翻译的内容，而是听不懂他的土默川方言。从此，乌兰夫开始突击学习普通话。同学中有不少人普通话讲得不错，他就虚心向他们学习普通话。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乌兰夫的普通话过关了，同学们也都为他的努力而吃惊，说乌兰夫怎么有如此惊人的毅力，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掌握了普通话！

　　留学苏联不忘声援国内斗争

　　乌兰夫在苏联留学期间，正是国内革命斗争白热化和革命低谷期间。

　　1927年3月下旬，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消息传到中山大学后，同学们高兴得跳了起来，高呼：“乌拉！乌拉！”乌兰夫更是热血沸腾，神情激荡，猛地抱起多松年在教室里跑起来。顷刻间，同学们不约而同地从各个教室里跑出来涌进大礼堂，举行热烈的庆祝大会。乌兰夫更是和同学们纷纷登台演讲，庆祝中国革命的胜利，庆祝上海工人的胜利，并且在会上通过了给上海工人热情洋溢的致敬电。会后，在莫斯科的中国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盛大的游行。

　　然而，中国革命的形势瞬时发生了逆转。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这个消息给还沉浸在上海工人武装胜利气氛中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当头泼了一瓢冷水！开始，大家都怔住了，继而爆发了愤怒的抗议声。全校的师生连夜在大礼堂召开大会，纷纷登台谴责蒋介石残酷的暴行。乌兰夫更是登台愤怒的声讨蒋介石倒行逆施的罪行。在这次集会上，一致通过了中山大学全体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致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一定要勇敢坚定地进行反对反革命蒋介石及其一伙的正义斗争，我们确信我们将会得到最后的胜利。”

　　心向祖国

　　1928年6月18日~7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筹备处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选定了少数同学参加了大会的秘书工作，由于精通俄语，乌兰夫成为少数参加秘书工作者之一。

　　会议的筹备工作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当年5月底的一天下午，乌兰夫突然接到通知，让他赶紧去中山大学（当时他在东方大学担任教学翻译）去见波古里耶夫。在波古里耶夫办公室，波古里耶夫递给他一些文稿说：“请您把这些文件译成中文，要秘密进行，在1周内完成，不能让任何人看。”在翻译的过程中，乌兰夫发现这些文稿的内容讲的都是中国革命的事情，便明白了文稿的重要性。乌兰夫连续突击了5个晚上，提前两天完成了任务。

　　没过几天，乌兰夫又接到了紧急任务，等他们秘密到达莫斯科郊区塞列布若那里后他才明白，波古里耶夫就是大会秘书处的负责人。乌兰夫的工作就是翻译有关文件。翻译任务是及其繁重的，每天晚上，他都要工作到深夜二三时。他们每天的行动路线是宿舍、办公室、餐厅和开满丁香的小花园。有一天晚饭后，乌兰夫在小花园里碰巧遇到了白海风。白海风神秘地告诉乌兰夫，乌兰夫是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旁听的唯一蒙古族学生。乌兰夫听后，心里十分振奋，这毕竟说明了党对蒙古族人民的关心和重视。后来，乌兰夫了解到，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了“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等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原则。

　　1928年9月的一天下午，周恩来专程到中山大学探望了在这里求学的中国青年，并且向同学们做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精神和国内斗争的形势报告。会后，周恩来和同学们做亲切交谈时，非常关心地询问了乌兰夫的情况，并且勉力他：“希望你好好学习，将来把这里的革命经验带回祖国、带回内蒙古，为祖国的解放服务……”

　　与全国革命形势相比，内蒙古地区更是处于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但是在莫斯科，却听不到一点关于家乡内蒙古的斗争消息，使乌兰夫感到极为苦恼，忧心如焚。乌兰夫经常想，蒙古族的振兴与解放，主要依靠本民族人民的觉醒和斗争，我是个蒙古族青年，应该回到内蒙古去，回到自己的家乡去，用自己的双手去点燃那里的革命烈火。听了周恩来的勉力，乌兰夫回国参加革命的想法更加强烈了。

　　草原儿子点燃土默川革命烈火

　　1929年6月下旬，共产国际保密处把和乌兰夫一起回国的朋斯克、特木尔巴根、佛鼎、德力格尔秘密送上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为了安全起见，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莫斯科。乌兰夫把一本俄文版的《资本论》和路上的必须品装进4年前出国时带来的那个破柳条筐里，踏上了归乡之路。

　　“第一，要在农牧民和士兵中发动、组织革命运动；第二，联系地方已经分散的共产党员，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工作；第三，在开展群众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党的组织；第四，在可能的情况下组织武装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你们在内蒙古地区工作期间，所建立和发展的共产党组织和群众性的革命组织，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合法组织，你们吸收的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都予以承认……”一路上，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处书记马吉尔的叮嘱始终在乌兰夫的心头萦绕。

　　乌兰夫一行是从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回国的，其中朋斯克、特木尔巴根到热河省开展地下工作，德力格尔到察哈尔省，乌兰夫和佛鼎回到了故乡内蒙古西部地区。

　　经过长途跋涉，乌兰夫终于回到了阔别4年的家乡，白天不敢进村，一直等到太阳西下，夜幕降临后，他才悄悄走进了塔布村。

　　“阿妈，我是庆春呀！”阔别4年后，母亲竟然有些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了。

　　乌兰夫在家只待了3天，便换上本地农民的土布衣装，背着粪筐、拿着粪叉，佯装拾粪，走村串户，开始播散革命的种子，土默川革命的烈火渐渐被点燃。口文/特约记者朱新生本报记者 牟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