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峰调到沈阳文联下属的作协当专业作家的心愿——他上街乞讨时提出的要求之一——注定难以实现了：日前他宣布退出中国作家协会、辽宁省及沈阳市作家协会，放弃会员资格。

　　洪峰1988年加入中国作协，已拥有18年的作协会员资历。据他介绍，1993年后他就经常待在沈阳，很少在上班单位吉林作协出入，“1995年正式调入沈阳后，我就很少跟同行打交道了，1998年以后基本没有交往。”尽管如此，洪峰依然视作协为“爱戴和尊敬的团体”，选择退出作协对他而言“是一个痛苦的自我否定”。

　　“如果没有上街乞讨的事，想不到这儿（退出作协）来。”洪峰说。尽管他认为，“设立作协是国家的需要，而不是专业作家的需要，作协体制与作家个人无关”，可因他上街乞讨所引发的关于中国作家以及作协体制的论战，仍超出他的意料，“大家都把矛头对准作协，我不想专业作家因我的乞讨而继续承受尴尬”，洪峰试图以自己的退出，“还作协一个清静”。

　　其实，会员退出作协，洪峰并非首例。

　　2003：会员“退会年”？

　　2003年7月2日，湖南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文艺评论家余开伟向湖南省作家协会递交了退会申请书，同年12月他宣布退出中国作协。此前的7月1日，湖南省作协另外一名老作家黄鹤逸退出湖南省作协。稍后的7月14日、7月25日，江苏省作协会员陈锡民和上海市作协会员夏商分别退出江苏省作协、上海市作协，并宣布“永远不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同年10月，山西作家李锐发表声明，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的职务、永久放弃作协换届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同时退出中国作协。李锐在《致文友公开信》中对这一事件的解释是，深感作协官僚化越来越严重，“官本位的等级体制令文学日益萎缩”，而作协的换届选举成了被权力操纵的木偶戏，患上了“换届综合症”。

　　不同于这几位公开声明、高调宣布退出的作家，作家胡发云以给湖北省作协写信的方式，悄悄退出了武汉、湖北、中国三级作协。更多的人则选择了默默的拒绝和放弃：不去作协领工资，不参加作协的会议和活动，不以作协会员的头衔和身份示人……

　　“迄今为止，为了促进作协的体制改革而公开宣布退出中国作协的只有李锐和我。”余开伟说。他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我是冷静退会的。作协官僚体制的状况至今没有根本改变，我退出作协我认为完全正确。”

　　但对于此次洪峰退出作协，余开伟表示，“洪峰先是要求成为专业作家，达不到目的就退会，这与推动作协体制改革的目的相反，是对作家的侮辱。”

　　但也有人说洪峰此举是“知耻而后勇”……正如洪峰的上街乞讨“趟到了作家与作协体制的地雷”一样，他退出作协之举，引发的依旧是人们对作协体制的不休争论。

　　作协内外两重天

　　“那一年是我的‘灾难年’，媒体的采访铺天盖地。”余开伟对自己2003年退出作协后的境况记忆犹新。采访热潮散去之后，他感觉到自己遭遇压制、冷落和歧视。“我写的文章在湖南发不出去，越呼吁越糟糕。好在外地封不住”。以往的朋友纷纷疏远他，他感觉到自己被孤立，“精神上有压力”。

　　“平时写点东西，编点书。工资没受什么影响”，余开伟退出作协后，作为《芙蓉》杂志的编辑的退休金却得以保留，基本生活可确保，甚至比以前的生活还要好点。

　　而那些没有加入作协、处于边缘、得不到“主流文学圈”认可的自由作家或自由撰稿人，没有任何保障，一切都得凭自己的劳动。上海自由作家张远山形容作协作家和非作协作家的竞争是“龟兔赛跑”，但现行的作协体制决定了无论用什么手段，最后非作协的“兔子”必定会输给作协“乌龟”。

　　“在不公平的‘龟兔赛跑’中，一流的自由作家尚且在影响力上不及三流的‘作协乌龟’，那么二三流的自由作家当然只能悲壮地失败。”张远山说。2002年2月27日，在一个“他们为什么要做不领工资的作家”的排名中，尽管张远山排在九位受访者的首位，但因其他多位大都是作协会员，影响力就远比他大得多。而在生活、生存状况方面，非作协会员作家更为糟糕。

　　2001年10月17日，在一个自由作家生存状况的采访中，张远山被要求如实回答自己的经济现状。记者告诉他：“你将被排在首位。”发表时他被列在最后——收入最高的，记者解释说：“没想到你的收入比我还高，已经不值得同情了。”“这说明大部分自由作家都面临生存困境”，张远山说。而1995年之前张远山也同样在困境中挣扎了10年，以至于连坚信他“天生就是个作家”的妻子，最终都因失望离他而去。

　　因为作协的“准官方机构”性质，掌握着政治权力和物质资本，各级作协专业作家的日子要好过得多。他们领工资，享受政府给予的待遇，生、老、病、死都由作协负责。即使长期没有什么创作，也无所谓。因某一部作品（或某些作品）而成名的人，一旦进入作协，便有了名分，甚至可以一辈子不用再写作——只要开会时到场，领工资时签名，或上班或待在家里，工资、待遇、房子，一样都不会少。此外，他们发表作品有稿费，出书有版税，获得的是双重报酬。

　　正因作协内外的迥异，使得留在作协内部，成为“专业作家”成为众多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为此不时爆出的明争暗斗、丑闻则使作协饱受“包养体制”的诟病。

　　市场标准VS权力标准

　　改革开放后，大大小小的部门包括文化局系统都有很大调整和变化，但号称“群众团体”的作协至今一直没有变化。在上世纪90年代，作家王小波和王蒙，先后抛出过“解散作协”的狠话。虽然王蒙遭到“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反击，但此后关于作协体制问题时有争论。然而见诸实际的改革措施始终不曾出现。

　　今年11月，中国作协“七大”召开前夕，洪峰的上街乞讨和网络上“文学死了，作协死了”的抨击所引发的争论，使作协体制再次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作协里的人大多写不出好作品，吃老本，成为受纳税人供养的文化官僚。”引发不满的首先是作协与作家关系的日渐松散，影响力弱化，权威丧失。部分作协内部人士也认为，作协没能为真正需要帮助的受冷落、歧视的作家提供帮助，反而“成为‘为极少数人服务’的机构。”

　　还有人通过国内外作家体制的比较、通过对近年来中国文学的检视，对作协体制进行反思。“现在的作协依然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全能主义的色彩”。在作家拥有行政级别的情况下，“许多作家努力的目标不是如何写出好作品，而是如何在作协内不断晋级”。这些人认为，“这种官本位的等级体制，束缚了文学写作的自由，使文学日益萎缩”，这种体制应对近年来文学创作的不景气负责。他们呼吁作协回归本位——纯专业、行业机构、纯文学社团，充分保证每一个作家应有的、独立的、自由的创作权。

　　“作协理论上应该解散，但我不赞成激进，而主张渐进。作协里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已经年过四十，把他们强行抛入市场是残酷的。”张远山认为，这部分作家在改革开放后对打破当时的文学僵局是有功绩的。

　　刚刚结束的中国作协“七大”之后，“作家体制的变革势在必行”成为文学界共识。新任中国作协“掌门人”铁凝认为，在当下的中国，“作家供养制度”短时间内难以取消。“制度提供的是一种保护，作家的写作还是独立的，作协不会干预作家的写作。”她同时指出，目前所剩的接受“供养制度”的专业作家人数并不多，更多的是“合同制作家”，“只养选题不养人”。

　　但如张远山所说，市场标准替代权力标准后最容易陷入一个新误区：以为媚俗的畅销，胜过不媚俗的不畅销——社会是势利的。未来的作家体制如何避免由现在的“因养而惰”陷入“竞争媚俗”？如何激励后进，而非供养功成名就之人？

　　中国作协已经走过了57个年头。在这57年里，作协一次次辗转沉浮，而这一次挑战来自作协自身。它能否安然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