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亚平，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高级记者。1985年武汉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到新华社国际部工作至今，曾在埃及、南斯拉夫、英国和印度常驻。1991年春派往伊拉克，报道海湾战争和战后的伊拉克。1994年被派到萨拉热窝采访波黑战争，是第一批深入萨拉热窝的中国记者之一。1995年至1997年在贝尔格莱德分社任记者，主要报道波黑战争，曾多次深入战区采访。

　　记者：18年前，邓小平预言：“如果没有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就不会有亚洲的世纪”。18年后，印度外交政策更加坚定了“朝东看”的方向，这会给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带来什么？

　　江亚平：不久前，印度外长普拉纳布·慕克吉在展望中印关系的前景时说,印中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两国都致力于使更多国民摆脱贫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当然,两国的发展形态有所不同,这反映了各自不同的社会和经济现实。两国在发展中的不同经验,为对方提供了有益借鉴。印度可以学习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保持制造业的持续发展和吸引外部投资方面的经验,中国则可以学习印度在高等教育、财政体系改革和私有中小企业管理方面的成功做法。在农业领域,印中也可加强合作,这关系到两国众多人口的切身利益。人口众多形成的广阔市场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活力,不仅使两国迈向繁荣,也将推进亚洲的整体繁荣。正如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18年前所言:“如果没有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就不会有亚洲的世纪。”

　　印度“朝东看”政策是印度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当时主要是希望加强同东盟国家的经济联系。到了本世纪，印度朝东看的政策越来越明晰，而且这一政策也取得了积极成果，带来了实际上的好处。印度通过加强同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来改善同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交往，并进而加强同整个东亚国家的联系，其中包括同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关系。由于巴基斯坦位于印度的西部，印度往中东地区发展经济关系有一定的困难，而且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近20年发展迅速，商机无限，于是印度不断调整“朝东看”的政策，使其不断完善。印度为了发展同东盟的关系，首先是大力改善了印度同缅甸的关系，因为缅甸是东盟国家中唯一与印度接壤的国家，可以说是印度通向东南亚的唯一陆上通道。此外，印度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往来发展迅速，并积极参与东盟事务，参加“十加一”首脑会议等一系列外交行动，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记者：中国是世界的加工厂，印度是世界的办公室；中国与印度的经济腾飞各有什么特点？

　　江亚平：一段时间以来，在围绕中国领导人访问印度而进行的广泛宣传中，国际金融界一直在推销最新发明词“Chindia”(中印)，以期说明中国和印度有很多共同点，可以奏出统一的投资主旋律。毋庸置疑，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腾飞将对世界其他地方产生巨大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毫无差别甚或类似，单从经济结构方面来看，两国就大相径庭。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是印度的4倍，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和出口推动，两者加起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

　　印度则相反，消费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超过60%，而投资仅占1/4左右。印度存在贸易赤字，因而净出口根本无法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一席之地。

　　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人口结构造成的。印度人口以年轻人为主，逾60%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因此，印度人倾向于消费。

　　相比之下，中国人口正在老龄化。近60%的人口年龄超过30岁，因而中国人往往倾向于攒钱以备日后之需。

　　因此，中国资金充裕，而印度则资金短缺。由于资金较充裕，中国将大量资金投在打造世界一流的制造业和建设基础设施上；而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印度制造商寥寥无几，印度的基础设施也十分落后。印度资金相对短缺，对投资效率的要求就必然较高。这个差异对投资者而言关系重大。

　　还有，中国的制造业比较发达，“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的日用产品被销售到全世界。而印度的软件则比较发达，可以说软件的设计和开发能力以及产值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是印度的软件业研发和生产中心，被誉为南亚的“硅谷”。印度每年从美国和欧洲拿到大量的外包订单，为欧美国家研发和生产软件产品，并获取大量的利润。

　　记者：“龙象握手”是否意味着地区稳定和发展的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形成长期的定局 ？

　　江亚平：是的。因为中国和印度不仅在人口、国土面积和自然资源上都是亚洲的大国，而且两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亚洲和国际社会的地位以及影响力等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中国，不但是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大经济强国，而且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一个在政治上负责任的大国。而印度则是南亚地区的大国，对南亚事务有着很大的发言权。中印两国都在致力于经济发展，这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安全的国际格局，因此都在努力维护本地区的安全。中国和印度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二，两国和睦相处，携手合作，不但对亚洲的稳定和安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所以说，中印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战略意义已经超出了本国和本地区，而具有世界意义。

　　最近，我国领导人成功访问了印度。世界各友好国家一致对这次访问给予高度评价，但也有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却对此提出了疑问，比如，英国《金融时报》质疑中印关系能否“翻越喜马拉雅山”，美国《华尔街日报》更是认为访问并没有解决阻碍中印加强联系的外交难题。

　　其实，就像人的成长一样，国家间关系不可能一帆风顺，相互沟通需要必要的过程，感情升温也离不开一定的时间。过去中印千年积淀的深厚感情曾因一次战争而冷淡；如今两国关系在艰难曲折中逐步走近，迎来今天政治合作、经济交流、军事沟通的良好局面的确是来之不易的。

　　我们应该看到：在媒体炒作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政治”之手在不停挥舞。另外，中国与印度相互之间缺乏了解也是原因之一。正如印度《商业标准报》记者在北京实地采访后发现的一样，除了IT产业、印度菜等，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印两国普通老百姓间的相互了解还实在太过简单。正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关于对方的总体认识和深入分析的把握，所以才会产生刻板的印象，这正是为什么一些境外媒体依然为边境争议耿耿于怀的原因。

　　所以说，中印关系的确还要“翻越喜马拉雅山”，不过这是一座无形的感情积累的“山脉”，是加深了解的“喜马拉雅之路”。对于中国和印度来说，在多年保持友好关系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现在应该携手跨越任何障碍，应该义无返顾地勇往直前。我们充满希望地看到：喜马拉雅山上的“冰雪”已经融化了。

　　记者：多年悬而未决的中印边界问题一直是影响中印关系良好发展的隐患，预计中印边界谈判的最后结果，是拿得多还是给得多？

　　江亚平：中国和印度是山水相连的两个亚洲大国，两国人口加起来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二。两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和平交往史。但在1962年，两国在边界上进行了一次短暂的战争，使得本来早就可以通过和平解决的边界问题一直悬而未决，直到现在仍是横亘在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障碍。尽管两国领导人最近表示边界问题已经不再成为两国发展关系的障碍，但领土问题没有解决，毕竟对发展两国关系留下潜在的隐患。

　　其实，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因为自古两国就没有正式划定过边界，这为两国的谈判提供了一个弹性的框架。你可以说这块土地是你的，也可以说不是你的，国家实力和外交技巧在这时候就显得很重要。据印度一些知情人士透露，领土谈判的技术问题并不是太多，特别是双方在今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前夕就边界问题达成政治原则后，已经为解决边界问题提供了一个总体思路和框架，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双方的领导人有没有决心和意愿来作出让步。对双方来说，都一直不肯承认目前被对方占领的土地，即中国不承认印度所称的中印东部面积达9万平方公里的阿鲁纳恰尔邦，而印度也不承认靠近西部克什米尔地区的中国所拥有的面积约4000平方公里的阿克赛钦。如果要达成协议，结果会是双方大体上承认目前的实际控制线，与中国过去一直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相差不大，最多做些微调，即便中国得到早已控制在手的阿克赛钦，也要失去8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中国要把这片土地拿回来看来是比较难，因为印度一直在那里居住了大量居民，落地生根，决不肯放弃这片肥沃的土地，而这次达成的政治性原则上也说要考虑和照顾到当地的居民利益，这也对中国拿回达旺不利。问题是中国人肯不肯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把包括达旺在内的东段这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让给印度人，而达旺是第六世达赖喇嘛的出生地，中国握有自古在那里管辖的官方文件甚至当地地契。这个小镇已经不仅是领土问题，同时还涉及到宗教情绪和民族问题。

　　尽管两国领导人都希望尽快解决边界问题，但我个人认为，中国在中印边界谈判上至少在舆论上还没有做好准备工作，没有公开可以公开的信息以及允许媒体和专家参与中印边界问题的讨论，向广大民众讲明情况。即便要让出以前不愿给出的土地，也至少要给民众讲清楚原因和理由，让大家容易接受。否则，谈判的人就有可能被误认为是“卖国贼”。

　　领土是祖宗留下的基业，归全体国民所有，所以中国政府应该在可以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逐步公开一些相关信息，让广大的民众了解事情的原委和经过，有个心理准备。这样，双方一旦就边界问题达成最终协议并公布结果时，中国民众的情绪就不会那么激烈，可以比较坦然地接受谈判的结果———不管在谈判中最后是拿得多还是给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