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信息优势的存在，使拥有信息优势的专家滥用自己的资源，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曾经读到一则关于某朝某皇帝的故事。一天，皇帝与大臣闲聊，闻得大臣早餐吃掉几枚鸡蛋，不禁大惊。皇帝对大臣说：一枚鸡蛋一两银子啊，可见你富裕得很！乖巧的大臣心里知道御膳房的贪官狠狠地骗了皇帝，也不敢揭穿事实。

　　皇帝深居宫闱，不晓市场行情，而御膳主管就成了“专家”，皇帝只能听信这种专家了。而官员相互勾结、结成蒙蔽皇帝的利益共同体机制又强化了御膳主管的专家地位，皇帝被骗就成了必然的事情。世间许多骗局之所以能成立，道理大抵如此。

　　前几日一帮同事聊起产科医生接生的事情，说我们国家近些年剖腹产的比率似乎明显提高了。先有同事说，剖腹产的收费高，医生自然愿意用这种办法接生。又有人说，但凡通过剖腹生出的孩子，一定要放在温箱里过一些时间，而这个护理项目也有不菲费用。更有一位同事听得人们说，新医生的手术刀功夫，也正好在产妇肚皮练就。总之是越说越可怕。这些事情也不一定是妇产科医院或病房的一般情形。但是，医生这类专家搞一些御膳房主管的伎俩，把病人当“皇帝”，也不是子虚乌有。

　　要找到一个简单的办法来约束产科大夫的行为，保护孕妇的利益，实在是不容易。大夫拥有技术优势，他们对产妇状况的判定，产妇很难不信。经济学家会把大夫与产妇的这种关系叫做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资源的一方如果要欺骗另一方常常会得逞。其实，这里还存在一种风险不对称。一个妇女一生不会生很多孩子，如果不听大夫的话，万一产妇和孩子有了生命危险怎么办？在大夫方面则不会因提出剖腹产的建议有什么风险。这种背景下产妇十有八九会听大夫的话。

　　道德约束能不能让大夫采用正确的接生办法而不去滥用剖腹产的方法？很难。通常，两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反复进行，道德约束就会起作用，因为交易一方上当一次就不愿意继续交易，或者会选择另外的交易伙伴，这就给另一方一种压力，使另一方不得不约束自己的行为。然而，产妇与大夫之间的交易却不是经常性的交易，产妇不可能三天两头生孩子。更有甚者，在医疗纠纷中，即使医院方面有明显的责任，医生这方面也常常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对付病人。这个时候如果有大夫敢于反叛，反倒会处于道德劣势之中。道德总是在熟人共同体中发挥作用，而医生和病人通常不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因为信息优势的存在，使拥有信息优势的专家滥用自己的资源，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现在社会事务越来越复杂，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也有可能凭借自己的信息优势吓唬政府官员，并从中获得好处。官员要搞城市化，专家会说小心“拉美病”；官员鼓励私营企业，专家会警告私人资本会侵害国家利益。专家们总能找到支持自己说法的材料，而如果他们要夸大事实，制造耸人听闻的效果，也没有什么简单的道德劝说办法来应对。好在是官员也需约束，有专家警钟长鸣也有某种好处。

　　要消除类似产科大夫对产妇的欺诈，大略的办法可能有三种。

　　第一种办法是通过技术革新的办法消除或减弱交易者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情形。例如，通过技术进步，使得胎儿状况的检测变得更加容易，大夫的信息资源优势就会减弱。如果彩色超声波检测技术广泛普及，检测价格大大降低，就会在大夫方面加剧竞争，影响到大夫的接生行为。

　　第二种办法是通过合理定价，调整当事人博弈的支付函数。例如，可以提高顺产接生的价格，降低剖腹产接生的价格，从而使大夫的选择策略发生变化。

　　第三种办法是改变病人和医生之间的交易规则或交易环境。大力发展社区医院，使一个医院的病人来自一个稳定的群体，病人之间可以交流信息，就使得病人与医生之间的一次性的交易变成了病人可以了解的一系列交易中的一个，也就是说成了反复性的交易，这就强化了道德发挥作用的条件。

　　中国古人讲“慎独”，讲“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这个标准要求人们不论在什么交易条件下都要守住道德底线。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充满着小共同体准则与社会公共道德的冲突，奉行这种高标准道德的人在社会上将举步维艰，这种道德也就难以发扬光大。以德治国需要一系列社会条件的存在。(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党国英）

(责任编辑：赵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