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半月记

　　蒋中正

　　引言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之变，事起仓卒，震惊中枢，几摇国本。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岐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中正以国家统一，始基已具；且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如剀切诰谕，亦必能统一军心，使知国家利害之所在。同是黄、炎胄裔，患在不明国策，岂甘倒行逆施？中正身为统帅，教导有责，此身属于党国，安危更不容计。爰于十二月四日由洛入关，约集秦、陇剿匪诸将领，按日接见，咨询情况，指授机宜；告以剿匪已违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最以坚定勇往、迅赴事机之必要；又会集研究追剿方略，亲加阐示。虚心体察，实觉诸将领皆公忠体国，深明大义，绝不虑其有他。不料仓卒之间变生肘腋，躬蹈其危；推诚之念虽笃，虑患之智不周；此皆中正不德所致，于人何尤？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规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倡乱者同具良知，亦必自悔其轻妄之不可追赎也。自离陕回京以来，叠承中外人士，询问变乱当时躬历之情形，中正受党国付托，陷身危城之中，方自惭疚之不遏，何敢再有所陈述。即欲拥事纪实，已不能无挂漏之感，亦何以避免揭人之短与扬己自诩之嫌。叛部虽早已不视余为其上官，而余则不能不认为我之部属；部属之罪恶，实亦即余之罪恶；琐琐追述，又适以自增其愧怍。

　　唯以诸同志及各方友好，均以不能明悉当时实情为缺憾，爰检取当时日记，就一身经历之状况与被难中之感想，略纪其概，以代口述。凡以志余谋国不臧与统率无方之罪而已。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

　　十二月十一日

　　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上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心颇异之。及回厅前，望见西安至临潼道上，有军用汽车多辆向东行进，以其时已届余每日治事之时间，即入室办公，未暇深究。黎天才等忽来求见，事前未约定，殊觉突兀。

　　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 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诫斥之。是晚招张、杨、于与各将领来行辕会餐，商议进剿计划。杨、于均未到。询之张汉卿，则知彼亦于今晚宴来陕之中央军政长官，杨、于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间餐毕，将邀诸人、同往也。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殆以彼昨来见时受余责斥，因而不快欤？或彼已闻余训责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欤？临睡思之，终不明其故。以时迟，亦遂置之。

　　十二月十二日

　　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又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乃知东北军叛变。盖余此来仅携便衣卫士及卫兵二十人，而行辕大门外之司警戒者，即张之卫队营也。少顷，侍卫官竺培基及施文彪来报“叛兵已蜂涌，入内本已冲过第二桥内，被我等猛射抵御，死伤甚多；叛兵知我内卫线已有防备，刻已略退，请委员长从速离此。”竺、施等报告方毕、毛区队长裕礼亦派传令来报曰：“叛军已冲入二门，但接后山哨兵所电话，称该处并无异状，亦未发现叛兵。”余问：“毛区队长在何处？”答：“区队长正在前院第二桥前假山旁率队抵抗，速请委员长先登后山。”余问：“叛兵如何形状？”答曰：“戴皮帽子，皆是东北军官兵。”此时余犹疑为一部之兵变，必系赤匪煽惑驻临潼部队暴动，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划。盖如东北军整个叛变，则必包围行辕外墙之四周；今前垣以外，尚无叛兵踪迹，可知为局部之变乱。如余能超越山巅，待至天明，当无事矣。乃携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与随从蒋孝镇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卒不得钥，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候，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岭陡绝，攀援摸索而上。约半小时，将达山巅，择稍平坦处席地小憩，命卫兵向前巅侦察少顷，四周枪声大作，枪弹飞掠余身周围而过，卫兵皆中弹死。余乃知此身已在四面重围之中，此决非局部之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乱；遂亦不再作避免之计，决计仍回行辕，再作计较。乃只身疾行下山。

　　及至山腹，失足陷入一岩穴中，荆棘丛生，才可容身。此时身体已觉疲乏不堪，起而复仆者再只得就此暂息，以观其变。

　　时天已渐明，由穴中向外了望，见骊山下已满布军队。旋闻山下行辕外机关枪与迫击炮声大作，约半小时许，知行辕卫兵尚在忠勇抵抗而不肯屈服，故叛兵用炮进攻也。计此时当已九时许矣。自此即不闻枪声。叛部乃四出搜索，经过余所在之穴前后二次，均未为所发觉。忽闻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与叛兵厉声争执者；察其声，知为孝镇。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曰：“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

　　另一叛兵曰：“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呵止之曰：“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来前，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憩，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

　　孙曰：“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于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曰：“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

　　孙与第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

　　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

　　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 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也。车向西安城直驶，经东关，遥见张汉卿之车，唐旅长谓：“副司令来矣！”既近，实非张，乃来传令送余至何处者。唐旅长询前坐之谭副官：“送委员长至何处？”副官答：“新城大楼。”新城大楼者，即西安绥署，杨虎城所居。余闻而大疑：以围攻叛变者为东北军，何乃送余至杨处？时车已近东门，见守卫兵士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为骇异。继思昨晚约宴各将领，虎城未到，必以先赴张宴，为张所绐，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级将领，必为其一网打尽矣。顷所见佩“十七路”臂章之兵士，疑系张部将第十七路军留西安部队缴械后，褫其军衣而令东北军服之，以掩人之耳目者。盖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既入城，唐君尧向余喟然叹曰：“委员长鬓发渐白较二年以前我等在庐山受训时，苍老多矣！国家实不能一日无委员长！只看西安城内之繁荣景况，与二年以前大不相同，非委员长主持西北建设，曷克臻此？甚望委员长善自珍重！”余未及答。十时，抵新城大楼。

　　余既入绥署，未见虎城。移时，绥署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宋告余以：“副司令请委员长在此休息，副司令不一时即来。”余乃命觅张汉卿来见。约半小时后，张始来，对余执礼甚恭。余不为礼，张垂手旁立。余问：“今日事，尔事前知之乎？”答：“不知。”余谓：“尔既不知情，应立即送余回京或至洛阳，则此事尚可收拾。”张谓：“事变实不知情，但我有意见欲向委员长陈述之。”

　　余谓：“尔尚称余为委员长乎？既认余为上官，则应遵余命令，送余回洛阳；否则汝为叛逆，余既为汝叛逆所俘，应即将余枪杀，此外无其他可言也”张谓：“委员长如能听从余等之意见，则当然遵委员长之命令。”余斥之曰：“尔今究自认为部下乎？抑敌人乎？如为部下，则应服从命令送余回洛；如为敌人，则立毙余可耳！二者任汝择一行之，他不必言；即言，余亦不能听也。”张遂自述其此次行动之动机，非叛变而为革命。余厉声叱止之曰：“然则尔尚诿称今日之叛变为不知乎？”

　　张言：“即是敌人，亦有谈判余地。”余愤极，诘之曰：“敌人尚有话可说乎？尔以余为何如人？余岂能屈于叛逆与降服于敌人之劫持与威胁者？”张气少馁，谓：“此间事非余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余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倘国民赞同余等之主张，则可证明余等乃代表全国之公意，委员长即可明余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同，则余应认错，请委员长再出来收拾。余始终自信为无负于委员长之教训。现在请委员长息怒，徐徐考虑之。”余闻其“交人民公断”一语，乃知彼辈杀余之毒计，将假手于暴民之所为也。余乃怒诘之曰：“尔妄想国内民众与舆论能赞同尔等叛乱乎？恐即尔等素所称为‘人民阵线’者，亦不至赞成尔今日之狂谬行动！尔自称为‘革命，’叛逆亦可称‘革命’乎？陈炯明何尝不自称为革命，天下人谁能信之？

　　尔之部下即在此室之周围，尔犯上作乱如此，又将何以率属，何以为人？尔能保尔之部下不效尤尔今日之所为者以施于尔身乎？尔应回忆；四年以前，国人皆欲得尔而甘心，余代尔受过者不知凡几；以余之宽容庇护，尔尚可安然远游海外今日以后，茫茫大地，何处是尔容身之所？尔真生无立足之处，死无葬身之地矣！尚不自悟，余实为汝危之！”张闻言，顿时变色曰：“尔尚如此倔强乎？”余反诘之曰：“何谓倔强？余为上官，汝为叛逆，国法军纪对汝叛逆均应执行惩罚，况斥责乎？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余今日身在尔等叛逆之手，余即代表整个民族四万万人之人格，人格苟有毁伤，民族即失其存在。尔以余为威武所可屈而向汝叛逆降服乎？今日之事，尔有武器，我有正气；我虽无武器，须知正气与喉舌即为余之武器。余必捍卫民族之人格，而求无愧为总理之信徒，无负于革命之先烈，亦必无负于生我之天地父母与全国国民！尔小子何知，乃妄想余为尔所威胁，而视余今日之正气为倔强乎？尔如有勇气则立时毙余，不然，则认错悔罪，立时释余。否则尔既不敢杀余，又不能释余，则尔将来更何以自处？余为尔计应立即毙余，乃为上策。尔曷不决然杀余耶？”彼闻言低头不语，神色沮丧移时问：“尔真无考虑余地乎？余去矣！”余挥之曰：“去休！”彼乃改容以请曰：“移居余处何如？”余曰：“决不入敌人之居。”彼又谓：“在此不甚安全。”余答之曰：“余不需汝保护！”彼坐而复立者数次，在旁窥察余之神色态度。余闭目不理之如此半小时，屡言：“余欲去矣！”继又坐，命役人以食具来，请余进食。余谓：“余生已五十年矣，今日使国家人民忧危至此，尚何颜再受人民汗血之供养而食国家之粟？况义不食敌人之食！”坚拒之。张仍侧立，甚久而不去。余问：“邵主席何在？”彼答：“亦在绥署前面。”并言：“中央诸将领均安全，毫无损害；唯钱慕尹以格拒变兵，被枪伤，然亦仅耳际略被擦伤而已。”余命其请邵主席入见。彼乃命卫兵往觅邵，而仍旁立未行。

　　数分钟后，邵主席力子来见，询余起居毕，张即告退而出。余问邵：“自省府来乎”邵曰：“自绥署卫士队队长室来。

　　顷钱慕尹亦在彼处。慕尹受枪伤，弹由胸穿背而出，出血甚多，即将移地疗伤矣。”其时，张虽退去，而宋营长仍侍于门次。余两次命宋退，且闭室门；宋未从，余自起阖之。宋遽举足入内，谓：“请原谅！奉有命令，侍护左右，不敢阖户也。”

　　余知其为监视，亦遂置之。以向所语张者约略告邵，并即起草一电稿致余妻，交宋营长转张拍发。盖自分以身为革命殉，不能无遗言以告家属。邵见余已决心牺牲，凄然有感，谓：“委员长顷所语张之二事，逆料回洛必不可能，加害亦决不敢；但旷日持久，或生他故。委员长以一身系国家之安危，应以安全为重。忆民十六年、二十年曾两次辞职，但均以党国需要，不久复出，此次可否考虑及此？”余庄言告之曰：“余信人太过，疏于戒备，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回京以后，当然向中央引咎呈辞，并请严加议处。但断不能在部下劫持之形势下，在西安表示辞职；即彼欲要挟余发布何种命令，或签认何种条件，余亦宁死必不受胁迫。余若稍事迁就，以求苟全性命，将何以对四万万国民之付托耶？”邵闻言无语，见余衣薄，请加衣。余告以无需。宋营长进皮袍，亦拒之。侍役以早餐及饼干进，挥去勿食。其时体惫痛不能复支，乃就床睡。邵再四珍重而去。

　　邵去后，宋营长入见，问：“委员长尚识余乎？”余告以不识。宋谓：“学生乃军校第八期生，距毕业仅二月，教育长不知以何原因将余开除，与委员长固有师生之谊也。”宋侍余甚周到，奉衣奉食，婉劝数次。并劝余：“此时对张徒责无益，不如容纳其一二主张，俾此事能从速解决：否则于国家、于委员长均极不利。”如此诤谏，前后凡数次。余屡命之曰：“我在学校时如何教诲尔等，尔当能忆之。革命者所恃唯人格，余今不能苟全性命以亏损人格。在校如何教，自身即应如何做。若行不顾言，何以为人师乎？”宋唯唯而退。是日终日未进食，侍役皆彻夜未睡，午夜一时，宋尚入室视余。

　　十二月十三日

　　八时起，侍者入言，张清晨六时即来此，以委员长方睡，不敢惊动。余命再请邵主席来。未几，张又来，执礼甚恭如昨，对余请许其再进一言。答以疲甚，无精神说话。彼无言退出。

　　宋文梅与绥署侍者以早餐进，且声明此为彼等私人所购备者。谓：“我等知委员长不愿再食公家之食，特以私人出资为委员长备此。委员长一身系国家民族之重，昨已终日未进粒米，今日务请纳我等诚敬之意，勉为进食。委员长自身即不为身体计，亦应为国家珍惜此身。”余曰：“多谢尔等之意！

　　余此时尚不觉饥饿，如需食时，当再告尔等也。”是日，仍竟日未食。而侍者每一小时必进茶点一次，意极殷勤；见余不食，辄忧形于色。此种诚意，出自内心诚执之流露，亦殊令人感动。十一时，力子又来见。余腰部及腿膝均作痛，不能起坐，邵乃坐床侧与余谈。宋营长仍在旁监视，如昨日状，余命其暂退，宋谓：“奉张副司令命令，不敢擅退，务请原谅！”

　　自始至终监视未撤去。邵言：“张顷来访，力言委员长在绥署起居太不便，今特预备高培五师长宅，供委员长居祝彼处前有草地，房舍亦清净，且有御寒设备，于身体较宜。移居后，张亦得朝夕趋竭。以委员长盛怒未已，不敢进言，故嘱余转劝。”邵言毕，余告以：“决不能迁住何处。此为西安绥靖公署，亦即为行政院在陕之机关。余为行政院长，唯居此乃为无亏于职守。汉卿如不能送余回洛，余即死于此，可以此言告之也。”邵又言：“张谓委员长怒气太盛，每见必严词诃斥，致不能尽所欲言；如再进见，盍少假以词色？”余告邵曰：“余对汉卿期许过殷，且彼平日每自认为子弟，甚至谓事余如父，则余对之严词诃责，亦何不可？汉卿平日在余前畅所欲言，但在今日，则必汉卿不提出任何条件，余方能倾听之。可告汉卿：勿受人迷惑，作联俄梦想；亦勿自以为即使失败，尚可漫游海外。须知如此做法，如不速自悛改，世上无论何国、何人，皆不以为友，直将为举世所不齿耳。汉卿今尚自谓尊敬余，信仰余；应知凡自称尊敬、信仰领袖者，如闻他人诬谤其领袖而不亟起纠正制止，反以中立自居或默认其说，则其尊敬与信仰皆为不诚，终必叛变其领袖，而自趋于灭亡。汉卿日前向余报告，在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的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彼自以所言甚得体，言时甚得意。余当时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如再晤张时，可以昔日余脱离陈炯明之故事告之。盖陈炯明之叛总理，余早已察知其微。余昔奉总理命，参加陈氏戎幕，陈氏初甚信任余；嗣陈氏知我信仰总理之心无法撼动，乃忽变态，时时加余以难堪，余皆愿为革命忍受之。一日共餐，叶举在座，大言诋毁总理，谓‘孙大炮’如何如何；陈氏态度自若似无所闻。余愤不可遏，置箸离座，邀陈至别室，问以亦闻叶举所言否，何以任令毁谤总理而不纠正之？陈漫词慰解，终无诚意表示。余遂知其必叛总理，立即束装归里。迨陈氏实行叛变，总理蒙难，余冒险犯难，驰赴黄埔，随侍总理于永丰舰中，与陈氏作殊死战，势不两立。凡人信仰领袖，必绝对服从，不可有丝毫之怀疑，更不得持中立态度。汉卿今日之事，所由来亦非一朝一夕，乃仍矢言信仰余；服从余；此真未闻革命大道，宜其一切轻率，毫无诚意与定见，殊可悲也！”旋问力子：“曾见虎城否？何不令其来见？”并嘱力子移入大楼与余同祝力子诺之，尚不知张等允许否也。

　　是日，张连来见余四次，神色较前沉默。晚间，又穿军服来见，启门见余睡，即言：“委员长已睡，不惊动了！”旋即出至大厅，似集多人有所商，声细不可辨，似闻有交人民审判之语。是夜十二时半，宋文梅入言：“孙铭九来见。”余告以已睡，宋又言：“孙必欲入见，乃来请委员长移居者。”孙即入内，携手枪见余，频言：“今晚必请委员长立刻移居。”余曰：“此处即我死处，余誓死决不移出此室。尔等二人俟我死后，可传命即以此室外大厅为余营墓可也。尔持武器入室，形同胁迫；余此时虽无武器，须知余有正气，欲杀则杀我可耳，但决不移居。”孙词色稍和缓，频频请移居，至二时尚不去。

　　余大怒曰：“黑夜持武器缠扰不已，是何理由？余为尔之上官命尔立即出去，即应遵命立即出去。”孙乃退。余知叛部之意甚险，决以正气与精神力量与之斗争。自念幼读圣贤之书，长隶革命之籍。古来忠烈，刀锯鼎镬，甘之如饴，千载下犹懔然有生气；景行既夙，应求无愧。而总理之大无畏精神，尤为后死者所宜秉持勿失。逆料今后险恶情状，可以想像而知。昔耶稣受恶魔四十日之磨折试炼，其恶战苦，斗尤甚于余今日之所遇；余唯提高正气之力量，以与叛部作激烈之抗争，且当准备以十字架被难之精神，于叛部交付所谓人民公判时作最后之牺牲，以求不愧于慈母之教，无负于同志之望而已。到此，自验此心究竟作何景象，只觉神明泰然，无负平生所期，引为自慰。

　　十二月十四日

　　早晨，张又来见，立门后，对余流泪，若甚愧悔者。余未与之言，半响，彼无言自去。余命侍者请邵主席来见，待一小时尚未至；再四催询之，支吾其词以对。余察彼等态度甚可疑，意邵已离绥置卫士队长室，或已遭不测欤？悬念不置。正午，张又来，仍申前意，坚请移居，谓：“此间警卫均非我所能指挥，进见时说话甚不便，对委员长之起居与安全亦不能完全负责调护，心甚不安，无论如何，请迁住高宅。”

　　余答称决不移居。张乃言：“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像所能及者。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实觉无人格。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太简默，如余以前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既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无论如何，居此间决非办法。委员长虽坚不允移居但余必以全力请迁出此室；委员长不肯自行，我亦将背负委员长以出。”余仍力拒其请，并明告曰：“除非送余回京，否则余决不离此。”张曰：“我欲委员长移居者，乃欲设法秘密送委员长回京而不使人知也。”余曰：“余如离开西安，必须正大光明堂堂皇皇的出去，决不能鬼鬼祟祟随尔潜行。人格重于生命，已一再为汝言之矣。”言至此，张突出端纳之电示余谓端纳即将来此。端纳者，外间常误以为政府所聘之顾问，实则彼始终以私人朋友资格常在余处，其地位在宾友之间，而坚不欲居客卿或顾问之名义。此次乃受余妻之嘱，来陕探视余之生死者也。余告张以端纳到时，可嘱来见。张仍力请余允其移居。余不欲与之多言，仅谓迁居事，待见端纳后再说。

　　张又泣下，久之始去。

　　下午四时，命杨虎城来见。余此时始知虎城对陕变确亦预谋。问杨何以收拾此变局，杨谓：“余等始意不如此，后来做得太坏，实无以对委员长；现唯以委员长之命是听，委员长谓应如何则如何耳。”余又问：“最初发动之情形究竟如何？”

　　杨只谓初时实甚简单，而不肯明言其他。余告以：“万想不到尔等受人煽惑，中人毒计至此，然余亦不能辞其责；余平日推心置腹，防范太疏，致启反动者煽动部下之祸心，以肇此变，即此应向中央及国民引咎。尔等应即收束此局，送余回京，并向中央请罪，庶变乱不致扩大以贻祸国家。当知救国大计，已为尔等贻误不少矣！”杨称当退与诸人商之，遂出。

　　下午五时，端纳来见。以一异国人而不辞远道冒险前来省视，其忠义足令人感动。见余，询安好毕，出余妻之手函示余，即自请与余同祝余允之。端纳谓：“此间起居，实太不便，务请珍重身体，另迁一处。”其时张亦在侧，力曰悔悟，意似颇诚，谓：“只要委员长俯允移居与端纳同住，则此后一切事，大家均可听命办理，并早日送委员长回京。”端纳亦坚请。余不忍拂之，遂以下午移居于高宅。当时细思张如此一 再坚请余移居，终不明其故；或彼以余住新城，乃在杨之势力范围内，时久恐余与杨接近，则彼无从作主欤？

　　移居以后，张入见。余询以：“今既移居矣，尔等已决定送余回京否？可速商定来告！”张忽谓：“此事殊不简单，既有多人参与，一切须取决于众议。且我等已发通电陈述主张八项，总须容纳数事，庶我等此举不致全无意义；若毫无结果，则众意必难通过。所谓八项主张者，即：（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余责其食言无信，勿令终其词，并谓之曰：“勿论尔等主张并无何种意义，即再说得动听些，而尔等行动如此背谬，亦必无人见信，更无任何人能赞成之也”张又继续陈说其八项主张之理由，欲余酌加考虑，余谓：“已决心牺牲此身，以维持国家之正气，成仁取义，筹之至审。在新城言之已详，何终不省？

　　须知此身可被劫持，而意志万难劫夺，余决不稍有迁就。非余到京，不欲听尔对此事有只字之陈述，多言无益也。”张谓：“尔亦太专制，余即为一人民，亦应让人民有陈述国事意见之机会。”余谓：“今日余即担负国家存亡之责，凡效忠民国之国民，此时皆应听中枢与领袖之命令；反之，若劫持领袖，强迫领袖，岂尚得自称为人民？况尔为统率军队之军人，更何得自居于人民？今日凡危害国家者，即为余之敌人，亦即为国民之公敌。即使尔自居于人民，如欲说话，亦应在国民大会或地方议会中去说，至就政治及党的组织系统言如有意见，亦应向中央依法陈请。尔等躬为叛变，不速自悛悟，尚托于陈述国事意见以自解，其谬孰甚！总之，余不回京，尔无论有何条件或主张，均不能谈。”张问：“回京以后，则可向中央提出欤？”余谓：“余可允尔等提出于中央，但余必声明：余不能赞成尔等之主张。”张谓：“你不赞成，则虽提何益乎？”

　　余曰：“党有纪律与议事规则，余不能独断，可否应决之于多数也。”张半晌不语，旋谓：“委员长人格实太伟大但有一点不无令人遗憾，余觉委员长之思想实太右太旧！”余问：“何谓右？何谓旧？又何谓太右？”张茫然不知所答，继乃言：“委员长所看之书，多是韩非子、墨子一类，岂非太旧？”余曰：“余不知尔所看之新书几何，且尔之所谓新书者系何种书籍？尔是否以马克斯资本论与共产主义之书籍为新乎？尔可将尔所看之新书择要问余，余可为尔详解也。须知精神之新旧，不在所看之书之新旧；尔岂知尔等之所视为新书者，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阅几次矣。”久之，张又谓：“举一列以言，委员长满脑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总觉赶不上时代。为何不从成功着想，而只求成仁？且我数当代人物只有你一人，为何你不稍假借，容纳我等请求，领导我等革命？岂非就可成功，为何必欲成仁？以余等所见，成仁决不是办法，亦决不是革命者之真正目的。余讶其思想错谬至此，乃告之曰：“尔此言余实觉奇异，尔须知革命乃是牺牲，而非投机也。成功、成仁本是一件事总理所谓‘不成功，即成仁，’其意并未将成功成仁看做两件事也。实告尔：我之成仁即是成功，余何日成仁，即革命何日成功矣。尔未读总理军人精神教育讲演中有‘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之二语乎？”彼谓：“余未阅读及此。但‘我生国死，’此语尚不难解；若‘我死国生，’则作何解？”余叹曰：“尔真未闻革命大道，难怪错误至此也。‘我生国死’云者，譬如余今日若只求偷生视息，置国家利害民族存亡于不问：或偶遇艰险，便生畏怯，身为军人，人格扫地，国家将何以免于危亡，岂非‘我生则国死’欤？反之，义之所在，不夺不摇，生命可牺牲，而正气与主义不可牺牲，能保存高尚之人格而死，则精神永远不死，自有无穷之继起者秉此正气以担当国事，此即所谓‘我死则国生’也。故今日如有人存此妄想，以为劫持我或危害我即可使中国无办法者，徒见其愚昧而已。”彼见余不可强干，乃无言而退。

　　张退后，端纳告余以事变发生后中枢之决议及处置，对叛逆已决定讨伐云云。余心滋慰，益信总理之历史教训遗留深远，虽历任何艰危而无足为虑也。端纳又告余以余妻必欲来此。余告之曰：“切不可来！务请转达余妻，待余死后来收余骨可也。”闻黄仁霖与端纳同来，乃迄未来见，殊可异。

　　十二月十五日

　　余甚盼黄仁霖来见，俾可携余手函致余妻，盖明知前日一电未必发出也。张来时，余以此意告之；讵张不欲黄来见余，恐其察知余在此间被严密监视形同囚系之真情，而归告中央，故令黄候于机场对余言“有信可派人送至机场交黄带去，因天气不佳，恐飞行误时也。”余对张此等举动，意大不怿，遂不与之言，亦不作函。旋端纳出告张，责其不应如此。

　　张乃使黄来见余。黄未入前，张请余“对黄勿有他言，但谓身体甚好以慰夫人，则与余等所去之电相符矣。”余不之答。

　　黄来时，余即作一函致余妻如下：

　　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书就后，为黄朗诵者再，恐张扣留此信，不令携去则可使黄回京时口述于余妻也。事后，知张果将此函留匿，且不令黄回京。盖张本欲余妻来陕向余劝解，而余函尾有“切勿来陕”之嘱，则其计将不售也。然彼亦不敢使余妻悬盼余之消息，乃商于端纳，使返洛阳以电话向余妻报告此间状况以慰之。盖西安诸人之唯一希望，即为余妻在京能设法缓和中央军之攻陕也。下午，鲍文樾来报告，谓端纳与另一人已飞洛阳，余以为此同行者必黄仁霖；事后，乃知鲍之来见，盖张使之，俾余揣想黄已回京而已。

　　是夜，张又来见，手持通讯社电稿，报告国际近状，谓“关东军”有向绥远前进消息。察其状，似甚悔悟而急求陕事之速了也者，莫明其用意所在。又告余此次之事，杨虎城实早欲发动，催促再四，但彼踌躇未允；唯自十日来临潼亲受训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发难，然实后悔莫及。如因此亡国，则唯有二途：（一）自杀，（一）入山为匪云云。

　　按十日张来见时，畅述其对请愿团体解说作两方代表之言，余当时曾痛斥之；盖以张在西安收容人民阵线，招纳反动政客，放任所谓“救国联合会”者，对学校及军队煽惑反动，顿使西北社会浮动，人心不安。对此现状，倍觉杞忧。余对张，尝念其十七年自动归附中央、完成统一之功，因此始终认其为一爱国有为之军人；故不拘他人对张如何诋毁，余终不惜出全力为之庇护。当西北国防重地全权交彼时，与之切言曰：“望尔能安心作事，负责尽职，以为雪耻救国之张本！”

　　原冀其为国家效忠也。而今彼之所为，实与我所预期者完全相反，几使大好西北，又将被其沦为东北之续。故中心忧结，辄自痛悔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当，一至于此，不唯无以对党国，亦且无以对西北之同胞。因此时用悲愤，不胜为之焦灼。故当日日记中曾记其事，且有“汉卿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之语张今必已备阅之矣。

　　十二月十六日

　　清晨，张来见余，形色苍白，告余曰：“昨夜我本已将此间之委员会说服，原定四天至七天内可送委员长回京；但中央空军在渭南、华县等处，突然轰炸进攻，群情愤激，故昨夜之议又将不能实行矣。奈何！”余闻此语，知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也。然察彼所谓四日至七日之约期，则知彼等或有所待而不能自决乎？午后，端纳自洛阳回陕，知陕、洛间军事仍在进行，此心更慰，以党国与人民必安定，则个人安危固不足计也。

　　是晚，张浼蒋百里先生来见余。百里先生于事变前适来陕，同被禁于西京招待所者。为余言：“此间事已有转机，但中央军如急攻，则又将促之中变。委员长固不辞为国牺牲，然西北民困乍苏，至可悯念，宜稍留回旋余地，为国家保持元气。”再四婉请余致函中央军事当局，告以不久即可出陕，嘱勿遽进攻，且先停轰炸。余谓：“此殊不易做到。如确有一最短期限可送余回京，则余可自动去函，嘱暂停轰炸三天，然不能由张要求停战，则中央或能见信；如照彼等所言须停止七天，则明为缓兵之计，不特中央必不能见信，余亦决不受其欺也。”百里先生谓：“当再商之，总须派一人去传述消息。”

　　旋张又来见，言：“前方已开始冲突，中央军在华县与杨虎城部对峙中；如再进攻不已，则此间军队只可向后退却。”其意在以“退却一语，暗示将挟余他往，以相恫吓。余置若罔闻。

　　十二月十七日

　　午前，张又约百里先生来见，谓：“张意即请照委员长之意致函中央，令军事当局在三日内停止进攻，并请派蒋铭三携函飞洛阳。”余可之。旋铭三来见，余乃亲函敬之，嘱暂停轰炸三日，至星期六日为限，付铭三携去。午后，张又来见曰：“此事甚多转折。现在不问如何，先派铭三飞洛通信，余事再议。顷已送铭三上飞机赴洛矣。”余乃知前方进攻必甚急。

　　而味张“余事再谈”一语，则知其又为日后延缓迟宕之伏笔，然亦听之而已。

　　十二月十八日

　　事变迄今已一星期，安危生死，所志已决，此心更觉泰然。阅墨子自遣。

　　是晚张来言：“今日接京电，子文、墨三皆将来西安。”前闻端纳在洛与京中通电话，有子文等将来陕之说，想系张所电约也。张又言：“墨三来电，如张、杨二人中有一人能约地与之相晤，则墨三愿出任疏解说明之责。”并谓：“我已复电墨三，言委员长盼尔来甚切。”余闻此言，始觉安心，知墨三必不被欺来陕矣。如墨三再来西安，则中央高级将领又续来一人，岂不将全陷危城，一网打尽乎？张又言：“铭三到京，尚无来电。”状似焦急。余知京中必有决定，甚盼中央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也。

　　十二月十九日

　　昨日以前，上身骨节疼痛难受，今日则臀部亦作剧痛，几不能起坐。看墨子完。

　　今日为星期六日，三日停攻之约期已满，张等并无送余回京之表示，余亦不作回京之希望，盖明知日前彼辈之约言不可恃也。是晚，张又来言：“子文、墨三尚未有来陕确期，唯铭三已来电，称彼到京报告后情形颇佳”余知此“情形颇佳”四字之意义，断非如张之所揣测者也。张又言：“现在此事亟待速了，前所要求之条件，最好请委员长加以考虑，择其可行者先允实行几条，俾易于解决。”并言：“现在已无须八条，只留四条矣。”余问“所删者为何四条？”彼答言：“后四条皆可不谈矣。”余告以：“余不回京，任何一条皆不能实行，亦无从讨论，不问为八条四条也。”

　　十二月二十日

　　上午，闻上空有飞机声，以为停战期满，前方已开始作战，故飞机到西安侦察敌情也。讵未几，子文偕张及端纳来见，始知此机乃载子文来陕者殊出余意计之外。与子文相见，握手劳问，悲感交集，几不能作一语。子文出余妻一函示余，略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余读竟，不禁泫然泪下。子文示意张及端纳外出，彼独留与余谈话。此为余被劫以来，撤去监视得自由谈话之第一次，然监视者仍在门外窃听也。余知黄仁霖未回京，即将预留之遗嘱交子文，俾转示余妻。次乃互询彼此近状子文言邵元冲同志在西京招待所被叛兵击中数枪，已伤重殒命，闻之不胜悲感。余告子文以余之日记、文件等均为张等携去阅读，及彼等读余日记及文件后态度改变之情形；并告子文此时非迅速进兵，不能救国家脱离危险，亲示子文以进兵之方略，俾其归告中央。谈约半小时，恐久谈生疑，促子文速出。傍晚，子文又来见。余告以此事之处置，应从国家前途着想，切勿计虑个人之安危。

　　吾人作事，应完全为公而不可徇私。如能速将西安包围则余虽危亦安，即牺牲亦瞑目矣。是晚，张又来见，谓乘子文在此之机会，商定实行一二事，以便速了此局余仍正色拒之，以非余回京无论何事不能谈也。

　　十二月二十一日

　　今晨睡极酣。上午十一时，余尚在睡中，子文推门入见，蒙目龙中几不辩为谁，移时清醒，乃知为子文。彼告余曰：“今日拟即回京。”余讶其归之速，以彼昨告余，将住三日再回京也。方欲有所言，子文移身近余，谓：“门外有人窃听，不便多谈，唯京中军事计划与兄正同也。”余曰：“如照余之计划，五日内即可围攻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所惧。宜告京中诸同志，勿为余之生死有所顾虑，以误国家之大计。”子文颔首者再，止余勿多言，即与余握手告别。余乃高声语之曰：“尔切勿再来！且切嘱余妻，无论如何勿来陕！”一面以手示意，暗示中央应从速进兵。子文强尉余曰：“后日当再来陕视兄。”余再以手示意，令勿再来。子文言：“余来无妨，彼等对余之意尚不恶也。”既出，忽复入，重言曰：“余后日必再来视兄。”余知其不忍遽离念生离死别，人生所悲，况余自分已决心牺牲；此时诀别之情绪，兼以托妻托孤之遗意，百感交集，真不堪回忆矣。

　　今日张来见时，余询以：“前次遗书既未交黄仁霖带去，今置于何处？”张答：“他日若委员长，安全返京，自当亲交夫人；如果不讳，亦必亲交夫人，决不有失。”言次，显有恫吓之意。是晚，张又来，言彼须离此一二日。询以何往，彼言：“前方已开战，杀伤甚多。此间推余到前方指挥，去一二日当再回此。”察其语气，似欲探余对其所言是否惊恐也者余泰然置之彼乃无言而去。

　　十二月二十二日

　　今日终日盼望飞机声与炮声能早入余耳，以观昨晚张来见时神色仓皇之情状，知叛军必惨败，中央军进展必极速也。

　　不料待至午后，竟寂无所闻；而余妻忽于下午四时乘飞机到西安，乍见惊讶，如在梦寐。余日前切嘱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不意其竟冒万险而入此虎穴。感动悲咽，不可言状。

　　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增忧虑。盖旬日以来，对自身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而今后乃更须顾虑余妻之安危余妻智勇慈爱，平时已信其必能为党国效忠；且与余同心互勉，誓为总理之主义奋斗到底，期其有成，何忍任其牺牲于危城中乎？今日清晨偶翻旧约，得某章有“耶和华今要作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子”云云。午后余妻果至，事若巧合。然余妻冒险相从，非受宗教素养极深者不可能也。妻告余以外间种种情况，谓今日同来者有蒋鼎文、戴笠、端纳、子文等四人，并劝余应先设法脱离此间，再言其他。余告之曰：“吾妻爱国明义，应知今日一切须以国家为重。此来相从患难，亦为公而非为私。如他人或有以非义之言托为转劝者，必严词拒之。余决不能在此有签允，任何条件之事。如余签一字，则余即为违法而有负革命之大义与国民之付托，且更无离此之希望；即离此，亦虽生犹死也。”妻急慰余曰：“君千万勿虑！君所言者，余知之已审；君之素志，更所深知。余重视国家甚于吾夫重视君之人格甚于君之生命余决不强君有违背素愿之举。

　　然余来，则君有共患难、同生死之人，君亦可以自慰也。”余妻并为余言：“侍从人员及侍卫官在华清池殉难者，有组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区队长毛裕礼、侍卫官蒋瑞昌及汤根良、张华、洪家荣等诸人，而竺培基及施文彪二人受伤甚重，其余尚待调查。”念诸人以身殉职，均不愧余平日之教诲；然变起仓皇，忠良同殒，殊为之凄怆不止。而萧生乃华以文职人员，抗贼不屈而死，为尤可悲也。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与余妻研究此次事变之结局，觉西安诸人心理上确已动摇，不复如前之坚持；但余决不存丝毫徼幸之心，盖唯以至不变者驭天下之至变，而后可以俯仰无愧，夷险一致，且为战胜艰危唯一之途径也妻欲余达总理在广州蒙难之经过，余为追述之。妻谓余曰：“昔日总理蒙难，尚有君间关相从于永丰舰中，相共朝夕，今安从更得此人？”余告之曰：“此无足异，情势互不相同，来此均失自由，即赴难亦何益。且余知同志与门人中急难之情，无间遐迩，非不欲来也。余虽无赴难之友生，而君数千里外冒险来此夫妻共生死，岂不比师生同患难更可宝贵乎？”是日，子文与张、杨诸人会谈约半日，对于送余回京事，众意尚未一致。夜，子文来言，谓：“当无如何重大之困难决当做到不附任何条件而脱离此间，誓竭全力图之耳。”

　　十二月二十四日

　　西安诸人中对昨与子文所谈忽有提异议者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前，决仍留余在西安。子文甚不怿，余坦然置之，不以为意。以本不作脱险之想，亦无安危得失之念存于此心也。旋彼方所谓“西北委员会”中激烈分子，又提出七条件，嘱子文转达。子文决然退还之，谓：“此何能示蒋先生？”已而张汉卿果出而调停，谓：“不能再弄手段。否则张某将独行其是。”遂又将所谓条件者自动撤回。一日之间，变化数起。

　　至夜间，又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执几决裂，究不知其真相如何。

　　十二月二十五日

　　晨，子文来言：“张汉卿决心送委员长回京，唯格于杨虎城之反对，不能公开出城；以西安内外多杨虎城部队，且城门皆由杨部派兵守卫故也。张意拟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先上飞机，对外扬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员长仍留陕缓行；然后使委员长化装到张之部队，再设法登机起飞。”未几张亦以此言达余妻，速余妻即行，谓：“迟则无及，城中两方军队万一冲突，将累及夫人，张某之罪戾益深矣。”余妻即直告张曰：“余如怕危险，惜生命亦决不来此；既来此；则委员长一刻不离此，余亦不离此一步。余决与委员长同生死，共起居。而且委员长之性格，亦决不肯化装潜行也。”张闻此语，深有所感，即允为设法。至午，子文来言，虎城意已稍动，但尚未决定。下午二时，子文复来告：“预为准备，今日大约可以动身离陕矣。”旋张亦来言：“虎城已完全同意，飞机已备，可即出城。”余命约虎城来见。半小时后，张与虎城同来。余命二人在余床前对坐而恳切训示之（训话附后）训话毕问张、杨之意如何，尚有他语乎？彼二人皆唯唯而退。余乃整衣起行，到机场已四时余矣。临发时，张坚请同行，余再三阻之，谓：“尔行则东北军将无人统率，且此时到中央亦不便。”张谓：“一切已嘱托虎城代理，且手令所部遵照矣。”遂登机起飞，五时二十分抵洛阳，夜宿军官分校。

　　十二月二十六日

　　九时四十五分由洛阳起飞，十二时二十分抵南京。下机后，见林主席及中央诸同志均迎于机场，向主席鞠躬致谢，并向诸人答礼。登车入城，见夹道民众欢迎甚盛，中心悚惭无已。回忆半月来此身在颠沛忧患之中，虽幸不辱革命之人格，无忝于总理教训；然党国忧危，元气耗损，溯源祸袭，皆由余督教无方防范不密之所致。疚愧之深，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幸赖中枢主持得宜，党、政、军各方同志与全国国民同心一德，于国家纲纪则维护必严，对个人安全尤关切备至，卒能消弭变局，巩固国基，使震惊世界之危机，得以安全渡过。余以自分殉国之身，乃得重莅首都，洵有隔世之感。对同志、同胞之垂爱，与林主席及中央诸同志之焦劳顾念，私衷感激，直将与此生相终始。今后唯有益自惕励，倍矢忠贞，以期报答于万一而已。

　　（选自蒋中正、蒋宋美龄著《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P1－54，正中书局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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