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期结束后，中国在世贸组织所处的地位将更加重要，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都会进一步增加。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会继续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看作挑战与机遇，因此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和争端案件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壹问·观念咋变

　　负责诚信大国形象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遵守世贸规则，信守在加入时所作出的广泛承诺，对贸易体制和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整，货物贸易市场开放水平显著提高，平均关税水平按照加入承诺，从加入时的15.3%降低到2005年的9.9%，服务贸易按照承诺逐步开放，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大大加强。

　　5年来，中国政府认真履行对外承诺，有言必信，有诺必践。通过履行承诺，不但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实力，而且在国际上树立了负责任、讲信用的大国形象。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给中国入世的总体表现打了“A＋”。拉米指出，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方面为其他国家树立了好榜样。中国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加入世贸组织5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为各国投资者带来了机遇，也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3%。

　　阳光政务蔚然成风

　　加入世贸组织，首先是“政府入世”。如何把世贸规则转化为国家法律和法规，政府如何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管理经济，被称之为“政府入世”。

　　加入世贸组织前后，我国大幅修订了包括外资法、外贸法在内的多个法律法规，制定、修订、废止了2000余件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清理了19万多件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新制定的《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法律法规使立法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2003年新制定的《行政许可法》，对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提出了更加严格、具体的要求。国务院和各地政府取消了数十万件行政审批项目，取消了大量内部文件。凡执行的必须是公开的，极大地提高了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透明度。

　　目前，已有86％的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开通了网站。政府网站增进了政府和百姓的联系，对于建设更加透明、高效、务实、廉洁的服务型政府，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有着重要意义。

　　作为政务公开的场所，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已经建立各类行政服务中心13919个。今年以来，国务院各部门加快了行政服务中心建设步伐，目前已有10个部门和单位设立了行政服务中心，另有5个正在建设中，年内正式运行。商务部行政事务服务中心今年6月30日正式运行以来，3个月受理或办结行政许可件7924份，日均380件。

　　从政府网站、新闻发言人，到行政服务中心，加入世贸组织5年来，我国政府的透明度越来越高，阳光政务蔚然成风。

　　规则意识深入人心

　　原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说，加入世贸组织5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人们观念的变化。树立起了规则意识，接受了国际上通行的一些基本规则，确保我国的经济法律法规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国际通行的做法相一致。加强了法律法规方面的透明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全国贸易政策的统一实施。这些都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条件。

　　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认为，加入世贸组织5年来，中国的市场体系建设、经济结构的多元化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比体制更深刻的是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这5年来，中国人的法制观念、市场经济观念、就业观念、保护知识产权的观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观念，都有了巨大的进步。创新意识、发展意识、全球视野意识的逐步树立，带来了中国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今年10月初，欧盟决定对中国出口皮鞋征收反倾销税。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国制鞋企业，认为欧盟在本案的调查和裁决中存在较多违背欧盟反倾销法规之处，决定将此案上诉至欧盟法院，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这个案子如果发生在5年前，这些企业根本想不到去欧盟法院上诉，只能默默地接受。

　　贰问·川企咋办

　　一定要出国去抢蛋糕

　　———访成都大学副校长、青年经济学家张其佐教授

　　“这5年是我们面对压力走过的5年，是我们面对挑战和机遇与国际接轨的5年。”昨晚，国内最早研究入世问题的青年经济学家张其佐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感慨颇多，“1992年9月29日，我在《经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这也是国内最早一篇研究入关的学术论文。从呼吁到入世，9年之后的2001年我们看到中国入世，现在又欣逢入世5年，感触很深！”

　　回顾入世5年大跨越

　　“入世的这5年，对我们来说无疑还是利是最大的，我们的经济现在已进入了新的跨越期。这5年总的来说是一个大的跨越，特别是我们在制度层面上有一个大跨越，在更高的层面上提高了我们的改革开放，提高了我们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终于成为了世界经济大国！”张其佐认为，中国入世主要体现在国内收益和国际收益上，并在新的历史跨越上提高了开放水平。”

　　张其佐说，入世五年，也表明我们将会面对更加严峻的挑战和竞争。未来我们应对WTO主要还是要在制度上的跨越。张其佐介绍，现在我们在总体上粗放性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自主创新的能力还比较低，国际竞争力还主要体现在由低人力资源成本主导的劳动密集性进出口产品上，这些都需要以新的姿态应对WTO的挑战，立足互利共赢，走和平发展之路。

　　呼吁川企一定要走出去

　　“我们的企业一定要走出去，一定要到国际市场上去抢蛋糕。”张教授呼吁四川企业以及国内其他企业，要直面WTO保护期之后，多元而白热化的国际竞争市场，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趋利避害的保护产业安全。在遵守WTO规则之下，循序渐近地调整我们的开放政策，特别是要调整个别地方政府为了引资而恶性竞争，改变地方政府把引进外资作为政绩，并限定外资进入某些行业，解决好入世之下的三农问题。”

　　张教授还呼吁，应加大应对多元化竞争格局下的国外技术贸易壁垒，加强我们对国外技术壁垒的评议工作，完善建立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加深双方的合作交流交涉，完善我们自己的标准化体系；加强多哈回合谈判后非关税措施的研究谈判工作，以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身份，积极向WTO和有关发达国家成员申请技术援助、延长有关技术性贸易措施实施的适应期或过渡期等，以增强我国适应国外技术要求的能力。

　　建议把创业板设在四川

　　应对WTO最至关重要的还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对四川来说，一定要争取把创业板市场设立在成都。张其佐建议，目前上海和深圳各有一个证券交易市场，这已足以覆盖沿海地区。“如果不建立创业板市场，高新技术产业就缺乏一个进入和出去的平台，风险资金就无法进入高新技术产业，这就无法从根本上提高我们国家的竞争力。”

　　张其佐介绍，从美国的经验看，创业板都是设立在西部地区，如果我国把创业板设立在成都，这就可以覆盖西部和全国，大大促进西部大开发，提高西部企业应对WTO带来的挑战。

　　人物简介

　　张其佐教授，成都大学副校长，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会副会长，牛津大学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他于1992年在《经济日报》发表《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一文，这也是国内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研究入关的学术论文。记者张镜

　　外资银行瞄准“成都富人”

　　在成都市中心“城市之心”上班的刘涛每天都会经过花旗银行成都分行的营业大厅，但他从来没有进去过，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进去看看。与刘涛一样，对于绝大多数成都市民来说，这些外资银行到底从事哪些业务，在这些外资银行能享受到哪些服务还非常陌生，但这一点也不影响外资银行巨头看重成都这块西部金融高地的决心。

　　2001年，全省只有1家外资银行分行。5年过去了，花旗银行、荷兰银行、汇丰银行……这些如雷贯耳的外资银行巨头纷纷现身在成都街头。来自四川银监局的信息表明，目前四川共有9家外资银行机构，其中的7家分行为营业性机构，另有2家外资代表处分别是法国巴黎银行成都代表处、三菱东京日联银行成都代表处。

　　昨天，我国银行业已对外资全面开放，取消其在国内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四川银监局人士透露，按照规定，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可在已成立法人银行的授权范围内开展业务，可以预测，我省外资银行明年有望取得人民币业务经营权。

　　记者了解到，虽然目前部分外资银行降低了起存门槛，但总体来说，还基本维持在5万－10万美元的水平，这显然并非普通百姓家庭所能及。记者董天刚

　　记者发言：

　　人民币业务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后，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成都市民走进汇丰银行的“卓越理财”、荷兰“梵高理财”喝着最好的现磨咖啡，听私人投资顾问讲解如何让财务增值、如何制定家庭投资计划。有了这些竞争，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更多的市民也会在中资银行“个人理财中心”喝到最好的现磨咖啡。

　　叁问·挑战几多

　　趋利避害与全球共赢

　　掀开今天的日历，绝大多数行业将从此告别“入世过渡期”，同时，中国也将迎来一个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孙振宇大使指出，五年来，中国政府开展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认真履行了加入世贸组织时作出的承诺。他同时表示，中国今后仍将面临更多的新挑战。

　　贸易争端可能进一步增加

　　过渡期结束后，中国在世贸组织所处的地位将更加重要，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都会进一步增加。美欧等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会继续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看作挑战与机遇，因此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和争端案件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同时，随着各国关税的不断降低，一些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依靠严格的技术标准实行贸易保护的倾向日益严重。中国企业要及时掌握主要市场在技术标准、卫生标准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竞争能力。

　　孙振宇大使说，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发达国家会进一步要求中国开放市场，中国将面临农业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等方面的新挑战。此外，由于多哈回合谈判受阻，许多世贸组织成员纷纷商签双边与区域自由贸易安排。中国因此被排除在许多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区之外，这对中国今后参与国际竞争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增加风险

　　持续走高的外贸依存度，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入世五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几乎以每年10个百分点的速度在上升，最高时达69.81%。而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将会增加经济的系统风险：一方面更易受到外部冲击，另一方面，投资过度进入加工贸易部门，也将导致产业结构长期停留在价值链的低端，导致我国一些产业生产过剩和畸形发展。过剩和畸形发展又引来外贸出口的竞相压价。其实反倾销的核心问题是低廉的价格，而低廉的价格在我国实际上又是以劳动力、土地、能源、水和环境产品价格的扭曲为代价的，贸易规模与贸易利润严重背离。

　　近年来过大的贸易顺差，引发了诸多贸易摩擦，使我国贸易政策、外汇政策压力倍增。高顺差使我国外汇储备迅猛增长，加剧了当前我国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进而刺激过度投资和资产价格膨胀，给价格稳定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

　　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愈发严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中国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愈发严峻：弱势群体日益边缘，地区差距日益拉大，收入分化不断加剧，社会保障的脆弱面更为凸显。

　　因此，要在更宽的开放域度下继续实现互利共赢，谋求国际贸易的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反思在外贸领域施行的激励机制导向上的偏差，适时调整外向型经济模式。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海外智力，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正确处理好投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最根本的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增添经济发展动力，消除投资增长过快而消费相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肆问·怎样应对

　　中国要学会在深海中游泳

　　在中国加入世贸谈判的过程中，我国原对外经贸部副部长、WTO谈判首席代表佟志广是一个见证人。他说，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争取了5年的过渡期，现在是重新开始了。进入新的时期，主要意味着竞争。今后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会更深更广，中国经济将会在更大更深更广的海洋中游泳了。

　　用规则和标准应对摩擦

　　佟志广说，遇到问题不要怕，要学会利用多边规则。我们要遵守入世的承诺，在WTO的框架下来解决贸易争端。因此，我们需要一批懂国际商法的律师，尤其是懂WTO规则的律师队伍。这个问题的解决刻不容缓。此外，我们还要尽量提高自己商品的标准，从而符合出口市场的需要，以应对西方国家的技术壁垒。说穿了，就是自主创新，提高中国人自己的知识产权新标准。在进口贸易中，我们也可以强制实行一些中国自己的技术标准。同时，这些标准又符合国际标准的总趋势。这个问题要抓紧做了。

　　服务贸易亟需走出去

　　佟志广认为，服务贸易是个大行业，发展中国家占GDP比重在50%左右，发达国家70%以上，而我们才40%。无论如何，这个行业要大发展，我们要设法走出去，这才是利用经济全球化。中国的货物贸易做得不错，服务贸易才刚刚开始，需要大大加强。我们外贸产品出口到哪儿，服务贸易应该跟进，像中国自己的银行、旅游、物流、建筑、商会等等要为我们的出口贸易作后勤。

　　加强立法工作保护自己

　　佟志广说，中国市场完全开放了，外资进入中国服务贸易领域非常快。这方面，我们应该加强立法工作，利用国际多边贸易规则来保护自己。打消外国投资者顾虑，扩大吸引外资。比如《反垄断法》，这部法大家都在等。过去，我们对垄断可能会不太注意。现在，如果我们还不注意外国资本在中国形成垄断的问题的话，这对国家经济安全会不利。我感觉，我们的立法进程要加快、要细化。

　　商会协会发挥更大作用

　　佟志广说，中国入世5年来，各个行业协会、商会发挥的作用不够充分。一方面，是组织机制上不健全。我们的行政部门应该多赋予商会一些权利，不要什么事情都是政府管。交给协会、商会，它们可以成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这件事情做好了，会形成“商会、企业、地方政府、中央部委”四位一体的机制，可以从容对付外贸摩擦。

　　努力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有专家指出，要解决中国经济的失衡状况，就必须坚持以增加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民消费为重点，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同时，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以缓解社会矛盾，规避社会风险，增加社会和谐的程度。平衡好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得失，处理好国家利益与部门利益和地区利益的矛盾，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民众得惠的关系。

　　伍问·有何隐忧

　　过渡期结束三大隐忧浮现

　　在中国经济增长由“快”领先向“好”领先转化的过程中，至少，有三大隐忧已经浮出水面：法律与知识产权方面的隐忧；人才和人力资本方面的隐忧；商业伦理和文化方面的隐忧。

　　法律与知识产权方面的隐忧

　　入世五年，可以说在产品方面，我们还没有感受到特别难以承受的威胁。但是，在比产品更重要更有支配性，也更有商业价值的领域，情况又怎样呢？

　　首先，对于游戏规则，我们了解多少？其次，我们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并能把我们的意愿和利益体现在游戏规则中吗？在定价权问题上，我们只听到强者的话语，听不到自己的话语。在知识产权方面上，中国的许多产品，特别是有着丰富文化基因与商业价值的传统产品，被别人改头换面注册使用。

　　人才和人力资本方面的隐忧

　　入世以来，我们看到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出国门。这些廉价商品中，凝聚着中国的廉价资源与劳动力，甚至凝聚着从自然环境到人文环境受损的记录。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外国资本与技术以股权和产权等方式的强势介入。

　　如果说，这只是物质层面有隐忧的东西，那么透过物质层面，我们发现，我们提供的是工资报酬极端低廉、只能维持简单生理需要的低端劳动力，而别人以资本和技术为服务内容的，则是有高报酬能够保证其知识、创意、闲暇的高端劳动力。这种人才和劳动力结构，不仅使我们处于产业的中后端，甚至当我们的权益受到明显损害时，居然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来为我们维护权益。

　　商业伦理与文化方面的隐忧

　　这几年，我们时常看到中国商人因竞争引起一些国家和地区同行的愤恨，从而导致诸如打砸商铺、焚烧货柜一类的案件。当大批中国商品与商人走出国门、闯荡世界的时候，偶尔发生一些此类事件是难以避免的。这对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商人究竟应该如何遵守、利用WTO规则，如何调整自己的商业理念、商业习惯，而在WTO规则中又有多少商业伦理兼顾了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又该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当代商业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