胃口决定逻辑 外资继续凶猛

　　外资确乎是以一种狼来了的姿态闯入了中国。

　　2001年11月30日，乐百氏的创业团队集体辞职。在这之前的2000年3月，达能收购了乐百氏92%的股份。何伯权等创始人的退出，曾被认为是“在中国入世后的第一个月，外资就显示了它狰狞的面目”。

　　在传媒激动了一阵子之后，人们发现，何伯权等人在物质方面并没有任何损失，外资也只是在按规则办事。而日后，这样的并购再也不可能掀起当初的波澜了。

　　但是外国产业资本的进展也没有想象中的顺利。达能在娃哈哈就遭遇了强势民营企业家的制衡，宗庆后，这位据说连买把扫帚都要向他汇报的企业家，根本不让达能有任何机会控制娃哈哈。

　　达能也很早就参股了光明乳业，尽管每一次增持都能惹得资本市场和乳业市场一阵骚动，但直到今天，达能也仅仅拥有光明20%的股份，而达能每一次增持，都要花费比上一次高得多的代价。

　　在民资和外资的夹击之下，达能亚洲只能默默地等待下一次出手的机会。但至今，也只有取得汇源22.18%股份算得上一次胜仗，那还是在统一集团因政策限制最终放弃之后，才侥幸取得的战绩。

　　不错，相比乳业同行们，达能已经算是幸运者了。曾经的卡夫、帕玛拉特、优诺等等都因不堪国内激烈的竞争而暂时退出中国。

　　在入世最初的那两年里，从草根中崛起的民营企业以惨烈的价格战逼走了这些乳企。然而，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草根价格屠夫们的战术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样，逐渐失去了威力露出虚弱的原形。

　　品牌和技术的弱势令民资只能陷于价格战的泥沼。而外资此时已经学乖了——与其跟民企血战到底，不如先参股合作。

　　达能选择的是参股，逐步渗透。达能很可能会笑到最后，因为那些合资的企业，在很多时候都会变成外资企业。

　　此前，以家电数码产品见长的日系企业悄然调整了战略，掀起了独资浪潮。在把中国市场摸熟摸透之后，它们在品牌和技术的双重优势下，足以攫取更高的附加值。合资只是权宜之计。

　　有统计表明，在电子、计算机、日用产品等行业的跨国公司，外资基本都是完全控股或控制90％左右的股份，渐成垄断之势。

　　在市场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外资干脆等硝烟散尽，再直接收购民族品牌。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强生收购大宝，这样，强生在低端产品上就有了自己的品牌，而其所付出的只是一点点资金罢了。

　　辛苦整合国内资源的民营企业，总有力所不歹的时候，东盛药业就是典型。郭家学曾经收购数个制药品牌，但苦于资金链吃紧，这恰是外资的强项，所以拜尔顺利接盘。

　　跨国公司已不再是那种冒失进入中国的“老外”了，他们不必依赖建厂、价格战、树立优势的固有路径，他们选择等待，然后收购。

　　事情就简单到如此残酷。宗庆后的娃哈哈之所以一再被提起，也许只是因为人们已经找不到更强势的民族品牌了。但谁又能确定娃哈哈就能够永远雄起呢？

　　财务资本：进门的“野蛮人”

　　在技术、品牌、资金上都没有胜算的民族资本，在逡巡彷徨之际，找到了另一根稻草。这就是私人股权投资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简称PE）。

　　在中国入世之前，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其实已经大举进入中国，不过大笔投资主要用于新经济，并催生了网络业的繁荣。当时的PE主要投资于创业阶段的高科技企业，属PE中的风险投资基金（VC）。

　　PE真正的主角则是收购基金(Buyout Fund)，在入世之后，尤其是最近两年大举渗透。较早的一起案例是2004年新桥资本收购深发展，前者收购了后者的控股权，期待将后者改造后高价退出，获得超额收益。

　　尽管新桥资本至今尚未套现，但是海外收购基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2005年，当海外收购基金收购国美、哈药时，国人尚在打听这究竟是什么商业模式。而到2006年，收购基金大举收购国内知名企业已经成为产业界的主旋律。

　　在那些国人耳熟能详的知名品牌身后，总是闪烁着收购基金贪婪的目光。华润、太平洋保险、双汇、雨润、蒙牛、徐工、好孩子、福耀玻璃、美的、无锡尚德……统统引入了PE。

　　尽管PE对经营一家公司不会有持久的兴趣，但是谁也不能忽视大量PE涌入后成为中国产业整合的幕后力量。在阿里巴巴与雅虎中国合并之时，它们共同的投资者孙正义被猜测为幕后推手；而分众与聚众合并时，人们注意到凯雷也是他们共同的投资人。所以，高盛在参股雨润后再次参股双汇，引起了人们足够的警惕。

　　但这不影响PE在中国的远大前程，KKR将柳传志和田溯宁聘请为顾问有些厉兵秣马的意味。这家曾经以杠杆收购闻名的PE有个不太雅观的绰号——“门口的野蛮人”——现在它真的要进门了。

　　金融投资大举扩张

　　PE们的进取心成就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外资在中国，已经不再以产业资本为主导而是以金融资本为手段。

　　尽管中国民间也有着数量庞大的剩余资金，但是中国民间资本的投资却始终缺乏一个合理的渠道。相反，这些民间资金大量流入楼市，成为投机资本，进而引发了楼市泡沫。

　　民间金融业的缺位，使得金融业的开放成为外国资本间的竞争。就像在竞购制造企业时，参与争夺的往往也都是海外PE一样。

　　最新的一个例子是花旗对广发行的收购。这场从2004年就展开的政策底线内的博弈，充分展示了外资金融机构的欲望和智慧。

　　在这场争斗中，花旗和法国兴业银行分别领衔着一个中外合作的竞标团体，对一家全国性银行展开为时两年多的争夺。花旗的胜出，令其在银行业对外资大幅开放前，获得一个全国性的银行网络。

　　在此之前，花旗的老对手汇丰等等，已分别在中国的国有银行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印有汇丰和花旗品牌的信用卡，已经在中国投入使用。

　　在花旗最终拿下广发行之时，中国为履行入世时的承诺，将允许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总代表处，升格为法人机构，并可以开展人民币业务。从此，银行业的竞争将进入新的时代。

　　同时，在四大国有银行上市之时，外资银行纷纷参股其中，分享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而且左右逢源。

　　中国的民间资本除了在区域性的城市商业银行中谋得一席之地外，已经没有太多的机会。外资银行动辄数十亿的投资，令前者无法望其项背。

　　在开放程度更高的保险领域，外资也已稳扎稳打。证券业，则已有高盛高华和瑞银北京等外资控股公司。尽管其市场份额甚低，但谁也不相信高盛们花那么高的代价进场，为的只是一张无用的牌照。

　　为了进入中国市场，高盛向海南证券捐款“6700万美元”以填补窟窿，该项交易的总成本达到了两亿美元。

　　有统计表明，2005年，全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为424.53亿美元，比前一年下降了1.31％。而金融业2005年实际利用外资，达到123.01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4772.07％。

　　与龙共舞

　　外资的凶猛，并不仅仅体现在资金实力上。在政策博弈的过程中，他们也拥有足够的耐心以及不逊于国人的技巧。

　　在高盛高华获取外资控股的投行牌照时，高盛全球总裁亨利·保尔森在SARS刚过就飞临北京，他在北京某酒店里见到了方风雷，一位曾帮中海油上市的金融界强人。而中海油的总裁是后来主政海南的卫留成。最终，高盛以惊人的价格收购海南证券。

　　当花旗与法国兴业为广发行激战正酣时，美国和法国政界要人的身影不时闪现。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来信中国，以个人名义支持美国银行。

　　老布什亦是凯雷投资的顾问。而在徐工凯雷合作激发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时，美国商务部副部长雷文凯在京时亦为本国企业游说。

　　这些游说活动，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有着微妙的作用。而这，也不过是沿袭了外资大企业“院外游说”的传统。

　　早在1998年中国禁止传销之时，安利就表现出了高超的政府公关能力。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借约见国务委员吴仪的机会，提出3家美资直销公司的转型问题。安利的董事长温安洛后来成为美国商会主席，他是中国入世的积极推动者。

　　在入世过渡期尚未到来之前，这些外资机构已经通过种种方式在中国占据了一定地位，当过渡期到来之后，金融、石油这些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领域，外资将当仁不让。

　　相对民资，外资的政策和资本实力都足够凶猛，但即便他们在市场中排除了民营企业的干扰，也应该知道自己的极限所在。

　　凯雷收购徐工已经释放了足够多的信号。凯雷之所以能够拿到50%股份，表面上看起来获得与国有资本平起平坐的机会，但大前提是凯雷并不会改变徐工的控制权。

　　凯雷很可能借IPO的机会退出徐工，与龙共舞的凯雷将在资本市场获得不菲的回报。但他深知自己的配角身份——徐工毕竟是“关系到国家产业安全”的行业龙头。

(责任编辑：刘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