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从去年11月始出台“六条禁令”规范公款吃请，在今年10月，又在全市统一推行公款接待公示制度，要求公款用餐费须在单位内部公开。武汉工商局的吴处长说：“接待费是党政机关内部事情，我们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向社会公示。”武汉监察局党风室副主任章为表示，因公示内容较敏感，他们未要求机关向社会公示公款接待费。（12月11日《新京报》）

　　即便武汉将“透明阳光”去照亮一些大嘴抹油、公款吃喝上瘾者的佳肴酒桌，成为当地自评为“规范公款吃请之先行者”，让人依稀看到有人迈向廉洁和廉价政府征途的探索身影。但我仍不敢苟同这两名处长的“不向社会公开”的理由。接待费不是机关自制的“蛋糕”，是百姓“众人拾柴”所助燃起的“高火焰”，每一分税款之进出，并非机关内部之事，而是牵连着纳税人权利的公共事业。

　　公款吃请泛滥谈何仅是“敏感”，而早就是“痛感”矣！随着现代文明和法制社会的向前推进，除了少数贪吃官员外，国人对公款吃请泛滥无不摇头扼腕。或许章副主任之“敏感说”就源于此，公款吃请费这个已然“四面漏油”之筐，究竟漏掉了多少纳税人的血汗钱，近几年来一直雾里看花。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公款吃喝歪风，正恣意地向下拽扯着行政服务机关在百姓心中的公信力。

　　用不着太在意，或许就在我们周边实际来感受，便会认为公款吃请支出额分外惊人。所以，才会有当吃请公款需要更大范围的群众监督和威慑力时，才遭遇了一种常见的“意识羁绊”；这便有，不管公款吃请的数额，还是向社会公示行为的本身都不自觉地“敏感”起来。

　　记得我国一名青年官员在美国纽海文市挂职作“市长助理”，在其学习结束后，市长对他说，“按中国礼仪，我该请你吃顿饭。可按规定，在外公款吃请超9美元视为行贿。你还是到我家里吃饭吧”。此非市长小气，该市只有12.4万人，财政年收入却高达3亿多美元，这正是由于他们对每一分纳税款的忠诚与敬畏。而我们不知从何时起，上接下迎、公款吃请总有美妙借口。

　　可见，要根治公款吃请病，除却少数必要的国务和商务招待外，须有独立的监督方将贪吃者和贪吃的款额向社会公布，让这些信息从“局域网”贴到“社会公开网”，再完善追究制度，这样就会有除掉“餐桌公务”的那一天。

(责任编辑：赵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