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打工妹付洪琴死在了自己的四川老家。临死前，她给妈妈的遗言就是：我真不该进那个厂，我进那个厂好苦啊。19岁时付洪琴到了惠州先进电池厂，当了一名女工。然而到了2004年5月份，付洪琴的双腿肿了起来。当地医院说是急性肾炎。付洪琴请假回到了四川老家，检查结果是肾功能不全，慢性肾早衰。付洪琴慢慢变得行走困难。像付洪琴这样腿肿的女工，这家先进电池厂的刘红妹见过好多个。刘红妹在这家电池厂也干了将近十年。

　　今年1月份，付洪琴死亡的消息传到广州，然后接着到2006年8月份之前，又有两名女工也相继出现了死亡，这让刘红妹和其他工友感到非常惊慌。究竟谁会是下一个肾病的受害者，现在很难说。但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女工出现了异常症状。

　　女工生下全身乌黑的女儿

　　周华琼也是电池厂的女工，就在付洪琴等工友相继患病的时候，她正好怀有四五个月的身孕。女儿柔柔一落地，她就吃惊地发现孩子全身乌黑，脸部还有血管瘤。柔柔已经两岁了，她带着孩子去了很多家医院，但医生都不知道这个小女孩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两岁的柔柔现在就已经不喜欢别人看她，或者讨论漂亮不漂亮的话题。

　　可怜赔偿打发了女工

　　付洪琴、谭玲、周华琼来自不同的地方，她们都来到惠州的电池厂里打工。由于她们所在的工厂都生产一种镍镉电池，但女工们并不知道镉是一种重金属，它通过呼吸道和食道进入人体后，主要伤害就是肾器官和骨头，而且这种伤害是永久性的。2004年的夏天，经过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的诊断，177名电池厂工人体内镉超标，有的人超标几十倍，2名工人达到了镉中毒的程度。这个数字后来还在增加。

　　一时间，电池厂女工与电池厂家矛盾尖锐起来了。这次纠纷惊动了惠州市政府。最后超霸电池厂、先进电池厂跟惠州市政府达成四条协议。付洪琴在市卫生局局长亲自过问下，被送进惠州市中医院治疗。

　　先进电池厂很快关闭了。超霸电池厂关停了镍镉电池生产线。如今的车间比较通风，还补充了多项职业保护的规章制度。然而刘红妹告诉记者：“这是一个骗局，我们离厂之后，厂家什么都不负责了。”

　　市政府与电池厂商达成的协议之一是，镉超标者的指标没降下来之前，厂方不得解除劳工合同；但工人有权和厂方解除劳动合同并索取适当赔偿。大部分女工最后选择和电池厂解除合同，她们一次性得到了3000、8000、20000元不等的补偿金。女工们认为电池厂商当时利用了女工们的恐惧心理。周华琼拿到了8000元，解除合同。

　　请律师帮忙打官司

　　从惊慌中缓过神来的女工们很快意识到，仓促解除合同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决定。2005年65名女工第一次联合起来向法院要求恢复劳动关系，但法院没有立案，女工们失败了。女工决定为自己要一个公道的健康赔偿金，2006年上半年，224名女工联合起来，再次把电池厂商送上法庭，要求每个员工补偿25万元。法庭认为没有法律条文支持对可能出现的疾病进行赔偿，判女工败诉。

　　2006年11月，146名女工第三次跟电池厂商对簿公堂。这一回她们找到了法律援助专家———中山大学妇女法律援助中心的鲁英教授。鲁英代表146名女工走上法庭要求厂方履行协议。鲁英说：本来法律就规定女工们有这样的权利，但是她们却是通过一个这样的诉讼程序才取得。所以即便是打赢了，我也没觉得有成就感，我觉得如果用人单位能够遵纪守法，工人如果法律意识能够提升，那么我们就会少很多仲裁诉讼案件。

　　2006年11月中下旬，广东惠州市城区法院开庭审理镉超标女工诉超霸电池厂商的案子。这已经是女工们在两年内第三次走上法庭要说法。让人感到不解的是，早在2004年8月，惠州市政府曾经宣布政府与厂家已达成四条协议，今后不论多少年，镉超标和镉中毒的工人们的权益都会得到保护。然而大部分女工却认为这只是厂方的一个骗局。(来源：现代快报)

(责任编辑：赵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