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界的两件大事最近发生在我国著名人物画家史国良身上。8月，史国良发现拍卖公司公开拍卖署名为自己的假画，要求撤拍无果，随后他将该拍卖公司诉至法院，索赔1元，并要求该拍卖公司公开道歉。10月，另一家拍卖公司宣称，因史国良画作真伪难辨，决定不再拍卖其画作。前一个官司已经于11月16日开庭审理，史国良希望维护自己的名誉和收藏者的利益，而后一个被称为中国书画界的首起封杀事件，同样引起社会关注。

　　画家打假遭到封杀

　　尽管1995年就在美国西来寺剃度出家，法号释慧禅的史国良对“造假”事件还是万分愤怒：“我已经书面证明画作是假的，他们凭什么还署我的名字拍卖？”

　　今年7月27日前后，史国良无意中从深圳某艺术网上了解到，北京传是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夏季拍卖会将拍卖三幅自己的作品。经对图片放大辨认，史国良确定其中两幅作品是署自己名的假画，分别是《搓线图》和《傣家三月》。

　　“印章、笔法、落款全都不一样，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怎么会看错！”他认为传是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的是地地道道的伪作：他的《搓线图》原作题字在左上角，而拍卖品题字在左下角；原作8只鹅被改为7只。

　　此外，两幅仿作的颜色也与原作不同：原作一般是在红底上面垫色，而仿作为直接上色。史国良说，这两幅仿品的水平拙劣，一看就未经过专业的绘画训练。

　　史国良说：“我马上给他们打电话，就想证明一下这是假的，他们说‘好，你马上发个传真过来，有书面证据’，我就写好了这个传真。这是7月26日给他们发的，我说‘收到了没有’，他们说‘收到了，你放心吧’。”

　　按照以前打假的规律，史国良以为此事就算过去了，该公司肯定会撤拍。但8月下旬，史国良从朋友处得知该公司仍将拍卖此画。将信将疑的史国良又与北京传是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通了电话，要求立即撤拍。该公司有关人员表示，此事已处理。8月20日晚上，有买家告诉史国良，三幅作品全部进行了拍卖，但全部流拍。

　　史国良说，他从8月20日晚上开始与该公司的一位姓谢的负责人联系，但直到8月21日早晨才联系上，对方答复：确实收到传真，但卖家不同意撤拍，而且真伪不应该由画家本人说了算。

　　11月9日，记者致电传是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其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不了解此事便挂了电话。记者辗转找到该公司中国画负责人谢飞，谢飞表示，拍卖品经过了该公司鉴定专家组的鉴定，且委托人称作品是购自画家之手，确认没有问题才进行拍卖。至于拍卖品真伪，在预展期间，买家可以亲自鉴定是否为真品。谢飞还强调，“委托人的情况，我公司将会保密”。

　　史国良以前也遇到自己画作赝品公开拍卖的例子，但经与拍卖方交涉后，拍卖公司很客气地将赝品撤拍，而此次他三次同拍卖方联系，对方却态度强硬。史国良说：“拍卖市场中的造假越来越猖狂，就像一个井盖，如果没有人堵上，就会有更多的人受害。”

　　正当史国良期待法院开庭讨个说法的时候，北京轲尔多拍卖公司10月份突然向社会发布声明，表示该公司今后将不再拍卖一切署名史国良的画作，理由是其画作真伪难辨。

　　史国良说，现在的书画造假，已经由过去的作坊式操作发展到集团化生产，作假、批发、炒作、拍卖一条龙，参与者实力雄厚，而且获利颇丰。自己站出来呼吁打假，必然会损害到某些人的利益。对于在打假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史国良表示，如果有人想封杀自己的画作，自己肯定会蒙受经济上和其他方面的损失，但是即便如此，打假行动也要坚持下去。

　　黄金万两付官司

　　史国良画作真假还有待法院判决，拍卖公司封杀是否属炒作仍在争论不休。

　　史国良说，他在多年的明察暗访中发现，现在艺术品市场上，署名史国良的画作有80％以上是赝品，其数量是真迹的4倍多。

　　“如今造假泛滥的情况已经影响到了中国书画的交易，同时也使许多投资者感到寒心，因为现在已经到了防不胜防的程度。”史国良说，有的人让美院的学生以勤工俭学的方式临摹后当作业上交，另找人题字，而图章的任务则由另外的人完成。为了制造假象，还会用电脑合成的方式制作与画家合影的照片，有的还会将“伪作”放在合成的照片中。

　　史国良认为，这些假画不但影响到自己的声誉，给收藏界和书画爱好者造成的损失更大，所以近些年来，自己一直在有意识地打假。如果走到某家画廊，看到有署自己名字的假画，就告诉店主，让他撤下来。画廊老板热情地接受史国良的建议，等他走了再把假画挂上，这种“游击战”的方式让史国良十分无奈。

　　打假成了史国良近年的主要工作，占用了他大量的创作时间与精力。史国良表示将通过建立“博客”的方式为自己的作品把关。

　　面对巨额利益诱惑，加之法律监管薄弱，中国书画的造假随着市场的日益红火而越发猖獗，画家维权深感无力。而造假的关键问题是，中国书画真伪究竟谁能一锤定音？专家？画家本人？抑或画家家属？如何终结“鉴定无权威”的混乱局面？

　　而2002年的国内书画造假第一案——“石鲁遗作案”，造假者胆大妄为堪称疯狂，该案涉案金额之巨、涉及鉴定专家知名度之高、在海内外影响之恶劣，均前所未有。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艺术品市场风云涌动，屡出重磅新闻，与“造假第一案”几乎同时进行的，还有涉及艺术大师吴冠中的假画官司。

　　仿冒的吴冠中作品层出不穷，在打击假画过程中，吴冠中也是历尽波折，乃至心力交瘁。

　　1996年，最终吴冠中胜诉。但对方却拒绝向吴冠中公开道歉并声明所拍是假画，最终只能以法院向社会发布公告了结。

　　面对这样惨胜的结果，耗费大量精力的吴冠中不禁喟然长叹：“黄金万两付官司！”

　　绝大多数画家及其后人打击制假、售假举步维艰，甚至遭到打击报复，最后只能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

　　20多年来，中国现代书画大师傅抱石画作的行情一涨再涨。真迹经常卖出天价，伪品也就随之而来。对此，几年来傅抱石的二公子傅二石屡次打假，从某国际知名拍卖行到上海博物馆，他都曾亲往打假，最终引来造假者的嫉恨。

　　在香港，有人扬言要砍下他一条腿；在上海，他住的地方被投掷石块。打假之路充满风险。对此，傅二石说，他这几年来为打假弄得疲惫不堪，实在顾不过来，也不想再管。现在经常有人请他鉴定他父亲画作的真伪，他一般不轻易发表意见。

　　北京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画家说，现在打假太难了，一方面顾忌人情关系，一方面自己出来打假，家里经常会接到恐吓电话，索性不管了，自己一把年纪了，还是求个平安吧。言语之中，尽是无奈。

　　拍卖法被指有漏洞

　　2006年7月29日，傅抱石的巨作《雨花台颂》在北京以4200万元落槌，加之10％的佣金，其成交价为4620万元，此价格一举使其成为中国近现代书画市场上的最昂贵之作，有人粗略计算，除去税收，凭此一幅画，拍卖行至少可获利500万元，卖家则可收入3000万元。

　　像《雨花台颂》这样的巨作毕竟不多。目前，全国从事艺术品拍卖的企业有3000多家，专业的艺术品拍卖机构60多家，而且每年都在增加，但是拍卖资源毕竟有限，于是铤而走险，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几成家常便饭，知假贩假的现象比比皆是。

　　常年与拍卖行打交道的中国文物学会理事赵榆告诉记者，在利益的诱惑下，买家的权益和中介的原则早已不值一提了，更有人把“诚信”视为“傻瓜”的代名词。现在不光是小拍卖公司假货比例大，就是一些大的声誉好的大型拍卖公司也照样会出现假货。

　　这些国内拍卖公司明目张胆拍假底气何在？法律界普遍的看法是，《拍卖法》对艺术品拍卖没有什么细化的特殊要求。就大的原则来说，拍卖公司没有为买家保真的义务。当然，如果拍卖公司自己承诺保真，那另当别论。所以，当画家说是假画时，只要委托人不撤拍，拍卖公司就可以继续拍卖。因为画家说的事实，与法律事实不是一回事。

　　史国良对此深有感触：“《拍卖法》的漏洞太大了，每次他们会以《拍卖法》的漏洞说事，作为一种保护伞。我想可能不光是我，很多画家都有这种经历，都是不了了之。”

　　情况也的确如此，在为数不多的几个走向法庭的假画官司中，除了吴冠中胜诉外，大部分都悄无声息。

　　亟待重新架构鉴定体系

　　数百万、上千万元的艺术品真伪难道仅仅维系于拍卖公司的商业自律？修改《拍卖法》是否迫在眉睫？事实上，《拍卖法》第六十一条并不像有些人所理解的，只要声明不能保证拍卖物品的真伪就无须承担卖假的法律责任。

　　显然，要追究拍卖公司的刑事责任，必须有“专家”在“拍卖前”向拍卖公司指出“假货”，但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究竟谁才是专家，书画的真假谁说了算？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法律事务部有关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企业必须尊重画家的著作权，但是按照规定，在拍卖活动中，只有委托人和司法机构的介入才有权力中止拍卖活动，而对于画家对自己作品的鉴定权究竟是否属于画家本人，需要法律进一步明确。

　　几年来，关于“谁是书画鉴定主体”的争论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北京画院艺委会主席杨延文认为，当前艺术品鉴定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没有一个鉴定主体，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权威鉴定机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同样可以被一个小拍卖行否定，收藏者被弄得不知所措。

　　杨延文介绍，目前，大致有如下三种鉴定主体并存：专家、画家家属、画家本人。

　　之所以当今书画鉴定领域屡出新闻、错鉴不断，中国画研究院研究员陈履生指出，究其原因是国内书画鉴定体系在根本上存在着架构上的缺陷与盲区，从而使鉴定多元化，鉴定宽泛化。

　　杨延文、陈履生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当前中国书画尤其近现代书画亟待重新架构鉴定体系，组成科学的、权威的鉴定评判机构。

　　仇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