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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走进赵骏的家，曲江涛突然喘不上气来。他觉得，空气中弥漫着的，是一种“死亡的味道”。
瘦瘦小小的赵骏，光着上身，挺着皮球一样胀鼓的肚子，面无表情地坐在板凳上。全身上下无数鲜红的疙瘩溃烂流脓。环顾四周，除了一张木板床，整间屋子空空荡荡。几个干裂的馒头躺在笸箩里，上面爬满了苍蝇。
这个家里有5口人不久前因艾滋病先后辞世，其中包括赵骏的父母。几年前，他们为了获取两袋血换53元钱和一袋鸡蛋糕的收益，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赵骏一出生，便从母体感染了病毒。奶奶因接连失去亲人疯了，而两个叔叔拒绝抚养这个有病的孩子。
不久前，以赵骏为主角的纪录片《颍州的孩子》，与另外7部影片一起，入围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这些影片中将有3至5部，于明年1月23日获提名，角逐本届奥斯卡桂冠。这部纪录片以安徽阜阳颍州地区的艾滋病儿童为拍摄主题，由旅美华人女导演杨紫烨执导，曲江涛担任摄影。
那种“死亡的味道”，在一年多后的今天，仍然令曲江涛刻骨铭心。每当谈起这个话题，这个30岁的摄影师，总要一支一支地燃起烟，原本轻松的谈话也瞬时变得艰难起来。
“开始时真犯怵，拍了一次之后就不想去了。”他深吸几口烟，一副自嘲的表情。
夏天，曲江涛在艾滋病患者家拍摄，两条腿上被蚊子叮了40多个包。他心想：“这蚊子要是刚咬过艾滋病人怎么办？”去年春节，他和导演又在艾滋病患者家吃饺子。
“说不害怕是骗人，但绝对不能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来，因为这些人其实特别敏感。”他笑笑，“但到了后来，我从心里盼着能多去几次。因为有的人，也许下一次就再也见不到了。”
去年春节刚过，曲江涛接到当地人的电话，说赵骏的奶奶去世了。在安徽一家民间机构“阜爱协会”的帮助下，有一对夫妻愿意收养赵骏。他们也都是HIV病毒携带者。闻讯，曲江涛立即坐上从北京开往阜阳的火车。
赵骏被送走的那天，曲江涛是流着泪完成拍摄的。
这个没有人知道确切年龄的孩子，被两个叔叔送到收养者李山峰夫妇的家。新妈妈搂着戴绿色绒线帽、穿黑棉袄的赵骏，一个劲地夸：“这孩子长得真好！”一家人围着他，乐得合不拢嘴。
自始至终，赵骏一直低着头，没有表情。跟踪拍摄几个月了，曲江涛从没听他开口说过话，也没见过他有任何表情。他曾私下问过赵骏的叔叔，这孩子是不是不会说话？叔叔回答说，自从父母去世，赵骏就不再说话了。
傍晚，两位叔叔走了。赵骏还是没说一句话，表情漠然，好像他与整件事无关一样。新家的哥哥领着他出去玩，刚走出院子，却突然发现，两行眼泪在赵骏脏脏的小脸上无声地滚落下来。
“他哭了！他哭了！”小哥哥惊讶地喊起来。赵骏仍然低着头，眼泪泉水一样喷出来，却一声也不吭。
一旁拍摄的曲江涛刹那间理解了这个孩子：“他心里什么都懂，可他能怎么样？所以他什么也不说！”他顿了顿，有些哽咽，“当一个人被踩在最底下的时候，任何事都能平静地接受。这些，平时我们理解不了。”
一年多的拍摄过程中，最令曲江涛感到温暖的，是在赵骏被送到新家之后的一段时间。他发现，赵骏说话了，甚至会跟他打闹着玩了。
“打你！打你！打死了！”赵骏乐得上气不接下气。曲江涛配合地倒在床上，闭眼，吐舌头。两人玩得不亦乐乎。
“那时候，你会完全忘了他和别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曲江涛说，“那是赵骏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他曾送给赵骏一个黄色的收音机。这个收音机成了这个孩子形影不离的伙伴。
赵骏到新家3个月后的一天，曲江涛拍到了他最喜欢的一幕。新爸爸李山峰抱着赵骏，走在一片金黄色的花海。他们是去接新家的小姐姐放学。赵骏手中举着一大把野花，笑容绽放在小脸上。
“你说，姐姐过来拿花呦！赶快呦！”李山峰这样教赵骏。
“过来拿花呦！赶快呦！”赵骏挥挥手里的花，跟着喊。父子俩同时咯咯地笑起来。
举着摄像机看到这一切，曲江涛的心跟着明朗起来。他以为，这个孩子的苦难也许就此结束了。但是，几个月后，当曲江涛再一次来到阜阳，情况却发生了逆转。
因为国内没有专门针对儿童的抗艾滋药，赵骏只能按照成人药一半的剂量服用，但副作用大，效果也不好。赵骏的身体越来越差，大小便常常拉在床上，还长时间高烧不退。李山峰一家决定不再收养赵骏了。
曲江涛记得，李山峰倚在门框上，眉头紧紧拧在一起，低沉地说：“不是不想养。可是看到他让我害怕，怕自己有一天跟他一样。”
离开李家前，新妈妈喂赵骏吃药，哄他说：“我的乖，能得很。甜不？”
赵骏费力地咽下药片，瘪瘪嘴，艰难地吐出一个字：“甜。”
最终，赵骏被送往一个新的家庭。在纪录片中，赵骏的故事结束了。曲江涛再也没见到这个不幸的孩子。有时候，他会给联系收养赵骏的机构打电话，问问他的情况。他希望能找个时间，再去看看这个孩子。
令曲江涛牵挂的另一个艾滋孤儿王欣欣，是个16岁的漂亮女孩。通过“阜爱协会”，一位美国老太太定期托人给她带来专门的儿童抗艾滋药物。据说，欣欣是已知由母婴方式获得HIV病毒的人群中，存活时间最长的。
曲江涛记得，最初见到欣欣时，她头发乱糟糟地粘成一团，脸色阴沉，脾气暴躁，还不停地咳嗽。跟她熟了以后，他发现，欣欣其实很爱美，特别喜欢偷偷照镜子，梳头发。
“她脾气大，是因为心里的苦没处诉说。”他叹口气说。欣欣的大姐早就出嫁了，婆家听说她的小妹有病，不让回娘家。相依为命的二姐因为害怕，一个人跑了。
曲江涛摇头叹息：“这就是很多艾滋孤儿需要面对的现实，别说外人，就连亲人都歧视他们。”
曲江涛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最初去拍摄时，左邻右舍对艾滋孤儿们似乎都唯恐避之不及，更没有孩子愿意跟他们玩。可渐渐地，人们的态度好像缓和了不少。
“我们去了，总会抱抱他们，在他们家里吃饭。村民慢慢开始觉得，跟他们接触也是安全的。”曲江涛分析说。
据统计，中国约有7．5万个孩子因父母患艾滋病而成为孤儿。“他们遭受着人们的歧视，亲情的冷漠，疾病的折磨。”曲江涛说，“可他们却生活在最没有人注意到的角落。”
长达一年半的拍摄中，十几个艾滋孤儿的故事被收入曲江涛的镜头中，可最后剪辑出的影片只有短短39分钟，多数孩子的故事都被剪掉了，曲江涛觉得颇为遗憾。
他忘不了，一个奶奶一边讲述要把一对双胞胎孙子送人，一边嚎啕大哭的情景。他也忘不了，刚刚失去父母的黄家三姐弟，在给父母上坟时撕心裂肺的哭喊。
因为害怕束缚，曲江涛2001年从新疆电视台辞职来京后，一直拒绝任何固定工作。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自由人”，有感兴趣的题材便忙活上几个月，没有也便乐得自在。他曾用一星期时间，花费600元，以自己在北京生活的经历为题材，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电影短片，居然获得第16届东京录影节优秀作品奖。他也曾拍过有关同性恋的纪录片，甚至有过被男同性恋者追求的尴尬经历。
而现在，曲江涛最大的愿望是，能把这几个孩子的故事一直跟踪下去。“这是很少的值得我长期坚持的事情之一。我突然发觉，如果能一直做这件事，一直和这几个孩子在一起，绝对不是什么束缚，而是一件非常有意义、非常幸福的事。”他动情地说。
今年6月，在华盛顿电影节上，《颍州的孩子》获得国际卫生纪录片最佳奖。尽管还没有在国内公映，已有一些看过影片的外国人，表示要帮助赵骏和欣欣，并给他们寄去捐款。
然而令曲江涛担心的是，纪录片中拍摄的孩子只是极少数，那7万多个在相同的阴霾里挣扎的艾滋孤儿们，又是一种怎样的悲哀？他们能否得到世人的关爱和帮助？
“我能做的，只有用镜头记录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伤痛。”曲江涛摇摇头，“但是，一个人、几个人、一部纪录片的力量毕竟太小了。”（文中赵骏、王欣欣、李山峰为化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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