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南京大屠杀”
摊开这些无比沉重的史实记载，中国人民始终不会凝固的记忆的鲜血，依旧会顺着书页流淌下来。
撰稿／陆幸生（记者）
从来没有忘记过
2006年的12月13日，是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京沦陷，继而遭到惨绝人寰大屠杀的第69个纪念日。带着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因她的弃世而分外著名的《南京大屠杀》，我在上海寻访那场屠杀的亲历幸存者。
国定路。 谢蔚明。在这个12月，我是第二次到来了。
是有点老式的住宅小区，因为有辆小车进入，一位身着棉袄在缓缓散步的老人，停下步履，那样地静静站立在一旁，表示着一种极其符合规则的“让路”姿态。我下车，向着鬓发雪白的他，恭敬地称呼：谢老师。
他充耳不闻。两眼直视着我，脸部表情明确地反映出，他一时想不起上前敬称他老师的这个人是谁。我疾步向前，来到他跟前：前天约好的，今天下午再来拜访的。老人恍然大悟，回答道：哎呀，你看，是老了，又忘了；好在我不出这个“院子”，人总归是在的。
90岁的谢蔚明，再次将我引进他的住所。客厅墙上，挂着黄永玉的一幅腊梅画作，上题词：夺翠楼窗下有腊梅盛开，适蔚明兄大驾光临，八四之叟远游湘西，不可无画作，此为念。落款：湘西老刁弟黄永玉。对面墙头挂的则是吴小如的亲笔诗作：目炯神腴寿者相，文章朴茂出天然；平生无愧真君子，与子同期百廿年。岁次丙戌蔚明吾兄九秩大庆，小诗奉贺籍申五十年笃谊也。
谢蔚明的书房兼卧室里，堆着“满山遍野”的书。去年，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有媒体这样介绍谢蔚明：
谢蔚明，89岁，男，原名谢未泯，安徽桐城人。黄埔军校16期毕业，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曾任战地记者。南京保卫战中，谢蔚明脑子里是“不成功、便成仁，绝不做鬼子的俘虏”的信念。南京沦陷，死里逃生的谢蔚明辗转去了重庆，参加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1940年5月下旬，谢蔚明离开重庆东下宜昌，他经常出行去霍山、六安、庐江、舒城、桐城、太湖、望江、阜阳各敌后区，目睹了日军种种暴行，亲见日寇屠村后，抛尸清江。
40年代，谢蔚明在湖北松滋创办《新湖北日报》鄂中版。“办报时非常艰苦，吃饭就是碎米加干蚕豆。”当1945年8月15日傍晚，在山沟里办报的谢蔚明最早从电台里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这真是九死一生的八年抗战，我竟然活过来了，那时激动兴奋得不得了。”
谢蔚明为我沏茶。厨房内井然有序，用品洁净，与积满“历史尘埃”的书房，形成强烈对比。90岁的长者，提水点灶，手脚利落。他拿起放在桌上的两页复印件，说道：这是我给你找出来的。复印件上的黑体标题是：我所亲历的南京大屠杀。
也许，对于瞬时站立眼前的到来者，高龄的谢蔚明会一时不辨其谁，然而，对于69年前的那场南京大屠杀，他从来没有忘却过。
《南京大屠杀》非常真实
两天前，我来到这里，拿出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说明前来拜访的缘由。我说，要是讲到与国内揭示南京大屠杀真相著作的比较和差异，这本由境外华裔作家写成的书，张纯如更加用力的着重点，是当年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暴行的反人类性质。谢蔚明立即要求，这本书留着，我要读一读。这次来，他翻到书的折页处说，我正在读，还没有读完，还要读，“这本书写得非常真实”。
话题涉及到69年前的大屠杀，谢蔚明立时双眼大瞪，两拳紧握：那时候听到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又烧又杀，我们痛哭，眼睛里面出血啊！
在接着的谈话中，南京下关、八卦洲，刺骨寒冷的江水，还有木排和小船，日本军舰的马达轰鸣和机抢扫射，这样的词汇反反复复地出现在谢蔚明的表述里。他说：当年我们驻守下关，跟日本人开枪，“打呀”。但是，下令撤退，“部队就垮了，当兵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兵败如山倒，官也不是官，兵也不是兵了”。他再次叹息道：“部队垮了。”
在2000年谢蔚明写成的《我所亲历的南京大屠杀》中，他如泣如诉地这样记录道：
“八一三”淞沪抗战揭开全面抗战序幕。一个月后，我带着抗日救亡的激情走上东战场，在南京教导总队入伍，当上一名新兵，时年20岁。我所在的连队担任南京太平门到中山门一线防务，士气高昂，下定决心要与阵地共存亡。不料12月12日夜晚，突然奉命撤出防区，从和平门城头缒城下到城外。一墙之隔，改变了人际关系，在城内，军纪严明的战斗集体，一到城外，变成一盘散沙，谁也顾不得谁。我成了失群的孤雁随着人流涌向下关江边。天色微明，拥塞在下关数不清的官兵，万头攒动。我碰上连队一伙伴，彼此合作找来一些木料，绑成木筏，放流大江，目的地是北岸浦口。
我们错把八卦洲当成浦口，刚刚放弃木筏上岸，猛然机关枪声大作，枪弹当头掠过。原来是一艘日本军舰飞速开来，一边航行一边开动机枪，我身旁的士兵下巴中弹流血不止。
谢蔚明在八卦洲上“滞留数天”。他发现，洲上中国官兵人数之多，令其惊讶。而且，八卦洲已在日本敌舰重重包围监视之下。每到夜晚，敌舰启动探照灯，发现有人偷渡，就用机抢扫射，中弹人的叫声惨不忍闻。
一天夜晚，大雾弥天，我忽然发现一条民船停在江边，船上坐着二三十个军人，人多船搁在岸边开不动。船上军人要我把船推动，作为上船的条件。我不顾寒夜水冷推船，等到江水浸到颈脖子，船动了。船上的人将我拉上船，老船夫摇动双桨驶向江心，最紧张是穿越敌舰封锁线。天光明亮时分，我踏上苏皖两省交界的土地。后来听说，日本侵略者登上八卦洲烧杀掠夺，所有被俘军人在江边站队，用机抢扫射，然后沉尸江中。
谢蔚明说，我从江水里爬上船，浑身湿透，船上其他当兵的，怕沾上水，就没跟我挨得太近。“一夜江风，我愣是挺住了，后来上岸，也没有生病，那时候，我靠的就是年轻。”这时，已爬上了偌大老年斑的谢蔚明脸颊上的表情，依旧大半是万分的惊悸，小小庆幸的叹息，则是一掠而过。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日本第六师团长谷寿夫，已是战地记者的谢蔚明与会，“回想八年抗战日寇何等疯狂暴虐，我在它的凶焰下九死一生的遭遇，不禁感慨万千。在这个庄严正义的法庭上，我与战犯谷寿夫来了个角色大转换，我是座上客，他成了阶下囚”。
在法庭上，谢蔚明听得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是一位中国青年士兵的证词。在南京保卫战中城破被俘的5万中国军人，被双手捆绑，押送到燕子矶的低洼地，山地高处的多架机关枪构成火力网，同时扫射。这位士兵应声倒在别人的尸体下边，由此幸免一难。
每天骑马跑几十里受降
在第一次采访中，谢蔚明说到，他后来从事的“记者文字生涯”，与一位中国大作家的影响有关；后来，为宣传坚决抗战，在战地采访过某“战区司令长官”。只是，对于一位九旬老人，相隔60多年的时空距离，这两个就在嘴边上的姓名，一时就是难以出口。
到第二次采访时候，谢蔚明告诉我，那位大作家是郭沫若，那位战区司令长官是李宗仁。
在准备这次采访的案头工作中，我查读到谢蔚明曾在湖北鄂中创办《新湖北日报》的记录。
抗战时期，湖北省政府和六战区长官部迁到恩施，闭塞的恩施山区一跃而成为湖北省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捍卫陪都重庆的屏障。历史的机遇给恩施带来了包括新闻在内的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大量的文字资料和口碑材料，使我们得以了解半个世纪的恩施报坛的繁荣盛况、风云变幻和广大报人为挽救民族危亡作出的贡献。
铅印报纸应运而生，左右局面的是《武汉日报》、《新湖北日报》、中央社分社，其分别是中央级、省级机构，驻足恩施，面向全省全国，影响境内舆论。
1944年《新湖北日报》设立鄂中版，陈诚在官邸召集报社各部门负责人人共十余人座谈，加以勉励，要鄂中版主任谢蔚明注意地方官吏贪污不法情况，还要秘书告以联系的密电码。
对于这段历史，谢蔚明欣然答曰：我是鄂中版的负责人。我提问，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软禁在土家族地区的铁将军——叶挺在鄂西》中，有一小节内容是“与记者谢蔚明的‘亲密接触’”，只是网络上没有具体的内容显示。谢蔚明回答，我不止一次去看望过叶挺。我再问，叶挺在皖南事变被俘，辗转软禁至鄂西，你去探望，难道没有什么阻碍么？谢蔚明坦然答道：没有阻碍，“我是记者”。
在网络版90年代的“文史春秋”中，有记录“叶挺在恩施囚居生活”的文字，其中提到叶挺与年轻记者谢蔚明的多次交往：
在鄂西边城恩施城西一座小山脚下，有座土木结构的普通农舍——后山湾154号。50多年前，叶挺将军曾两度被囚于此，在这里度过了两年多的囚居生活。
1942年初春，《武汉日报》青年记者谢蔚明慕名拜访叶挺。面对这位素不相识的官方报纸记者，叶挺坦然表达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他说：“抗战一开始，就提出全民抗战的口号，但是空喊了几年，没有实行。”说到这里，叶挺将军非常激动，用广东客家话痛心地指出：“国民党政府总是害怕民众起来，设置种种障碍，捆绑民众的手脚。要是放手发动老百姓共同对敌，抗战怎么会有这样丧师失地的局面”接着，叶挺猛烈抨击了国民党腐败的兵役制度：“抗战是神圣的事业，要依靠千百万士兵流血牺牲保卫国土。但是，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却受着非人的待遇。现在补充兵员，主要是抓壮丁。兵役机关和军队层层克扣，当官的肥了，可是当兵的一天连三餐稀粥都喝不上。这样的士兵又怎么打仗”
将军在囚居生活中对时局仍了如指掌，使记者既惊奇又佩服，深感叶挺不仅是一位名将，还是一位有着精辟的政治见解的学者。最后，叶挺对这位青年记者寄予殷切期望：“你很年轻，才20多岁，青年新闻工作者要有正义感，发扬正气，为人民立言、立德、立功。”据谢蔚明回忆，叶挺的话使他受到了很深的教育，“如果说以后我做了一些对革命有益的事，叶挺将军的这次接见是起了作用的”。
涉长江蹈血海，年近30岁的谢蔚明终于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湖北省文史资料的网络版上，有篇署名谢蔚明的《胜利受降随军记》。同样由于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字，今天已没有具体的内容显示。而眼前九十高龄的谢蔚明则有些激动，他站立起来：是啊，我是写过这篇文章的。小日本投降了，我跟随部队到处去受降，好几个地方我们是骑着马去的，“我骑马骑得可好了，每天跑几十里路，跑得飞快，一点不累”。
骑在马上的他，那时节真可谓思绪难平，激动不已。后来当他坐在南京审判法庭的记者席上，他不由得想起秋瑾女侠的一句诗：“磨刀有日快恩仇”。
祈愿中日世代友好
1949年秋，谢蔚明任《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记者期间，为写作《康藏公路纪行》，采访过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谢蔚明笑着回忆，那时达赖年轻，我记得，他还不到20岁。书桌上，一幅梅兰芳的黑白照片摆在非常显目之处，谢蔚明指着照片右上角的蓝墨水钢笔字，说道：这是梅兰芳的亲笔。照片背面的记录是：1953年。
1957年后，谢蔚明历尽坎坷，在东北农场度过了人生中艰辛的19个年头。我问他，具体在黑龙江什么地方劳动，他依旧思绪踟蹰：我要好好想一想，再回答你。
1980至1986年初，谢蔚明任《文汇月刊》杂志副主编。退休时分，他已踏在了70岁的门槛上。1995年，他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2005年8月15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谢蔚明写下《凝视历史》一文，在文汇报刊出：“距今将近七十年前，日本侵略者发动了芦沟桥‘七七事变’，讯息传播出来，我不禁悲喜交集，失声痛哭，恨日本无端侵略中国，也为我国军人奋起反击高兴。”文至最后，他这样写道：俱往矣；现在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对侵略暴行置于不顾，大肆篡改日本教科书混淆是非，而且扩充军事实力，引起爱好和平的世人关注。我写此文倾诉心曲，唯愿日本右翼人士改弦更张，让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在谢蔚明书房里，有关69年前那场侵略大屠杀的书籍，《日本的战争责任》、《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南京大屠杀新考》、《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等等，被归拢在一起。也许，摊开这些无比沉重的史实记载，中国人民始终不会凝固的记忆的鲜血，依旧会顺着书页流淌下来。所以，这些书摆在今日书橱最显眼的地方，却被紧紧地捆扎着。
(责任编辑：曾玉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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