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而无休张保庆

　　过去是从政府的角度来抓，现在是从民间的角度来抓，但目的都一样，就是要把困难学生的问题解决好。

　　撰稿／陈统奎（记者）

　　12月4日，北京的天空灰蒙蒙。西单大木仓胡同教育部新办公楼里。张保庆的办公室在九楼，最高层。“还是以前的办公室，但现在主人是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理事长。”这是几天前，张保庆邀请几位首都记者来访时说的一句话。

　　去年10月，他从教育部副部长职位上退下来，今年3月就操办成立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并担任首任理事长。

　　在这个上午，采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一直到中午12点半。“因骂成名”的（点名批评8省助学贷款落实不到位）张保庆刚一落座就对我说，退下来后，想过清静日子，“低调一些”，现如今任基金会理事长，却不允许他退居幕后，为了募款，不得不继续摇旗呐喊。

　　结束采访时，张保庆说：很抱歉，这次没有时间请你吃饭。而当我走出办公室与他的秘书话别时，秘书示意我等一等，拎起盒饭小步跑去送给张保庆。

　　对于人称“便当部长”的张保庆，我相信这不是作秀。

　　从“命令”到“请求”

　　记者：部长好当，还是理事长好当？

　　张保庆：不一样。当部长很难，当理事长也很难，但是难点不一样。当部长，第一，要管好中央、国务院方针政策的落实；第二要代表部里处理政务，解决矛盾与困难，保证行政机关的正常运转。责任大，工作要求高，处理不好可会影响国家教育。根据目前中国各方面的情况来看，要想履行好部长的职责，当一个称职的部长不容易，很难。你要想混日子，那容易。

　　基金会的理事长不一样。我们的基金会是一个公益性的社会基金，是一个民间机构。它没有法定的你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不像部长，有你必须完成的责任，政治任务。但是，你要当好这个基金会理事长，而不是来混日子，也不是来养老，要当事业来干，那也很难。它跟政府不一样，政府从上到下都有一套条线，我讲了话以后，发了文件以后，下面是要执行的。基金会不一样，你要人家捐款，人家爱捐就捐，不捐就不捐，不能强迫。要多做公关，多跟人家见面，请人家捐款，这就是求人喽。不是命令而是求人了，是我求人家。

　　记者：这种转变对您来说难吗﹖

　　张保庆：我一开始就很放得开。年龄到了，退下来之后，本想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后来大家来劝我，便不再推辞，因为它跟我过去的工作很密切，算是我过去工作的一种延伸吧。过去是从政府的角度来抓，现在是从民间的角度来抓，但目的都一样，就是要把困难学生的问题解决好。

　　求人，这个我是做好心理准备的。过去，可以命令人，现在完全是交朋友，放低姿态。一个人为了困难学生，拜访一些企业家，拜访一些个人，这没什么，这不丢人。我也不觉得掉价，现在只要人家提出要见我，我都见。麻烦的是，有的人不愿见你，不是我掉价，是人家不见你。有时给人家写封信，人家也不回复。

　　记者：在您眼里，理事长是一个领导岗位吗？

　　张保庆：基金会绝对不能按行政机构的办法来办。那就是尽量减少工作成本，现在真正在基金会拿钱的才4个人。我本人不拿，工资和报酬都在教育部拿。我们基金会副理事长是财政部的，他在财政部拿钱。秘书长是专职的，另外给他配几个助手。专职人员一定要少，大量用兼职人员。谁愿意干，我们发点补贴。如果搞大活动，我们以项目形式外包给专业公司。平时不用养一帮人。绝对不能养很多人，这是很多基金会的一个经验教训。养那么多人，一年募来的钱，还不够发工资，这怎么行！

　　目前中国的一些基金会，通常是叫一些老同志来做，如果是来养老的，不可能开展开拓性的工作。养老，安置，那就是干好干差，都是一个样。

　　要当一个事业来干，不当一个事业来干，干不好。你也不能有私心，想捞点钱，拿点报酬，那就完了。我总结出三句话，搞基金会，特别是老同志来搞基金会，第一不是来养老，第二不是来发财，第三要干事业。可以当第二事业不能当第二职业。没有这三条，搞不好。

　　记者：慈善也是很讲专业性的，不是谁来了都可以干吧？

　　张保庆：这个我自己我很清楚，光靠上面这三条也不行，必须靠制度，包括你怎么用人，怎么操作。具体来说，人家给你捐款以后怎么办？

　　第一条，你不能把人家捐的钱弄没了。现在有些人拿捐来的钱去搞风险投资，搞股票投资，那就完了。我这个基金，绝对要保证基金的安全，绝对不搞风险性投资活动，收益可能很高，可我不干。

　　第二条，基金的使用必须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只有公开透明了，才能被监督，赢得捐款者的信任。我们在网上公布每年捐款使用的名单，如果有人发现问题而揭发，那我马上取消资助。公开透明这一条很重要，是当前老百姓看得很重的。

　　第三条，就是要尽量把钱花到刀刃上，这一条也很重要啊。中国现在救助面太大，但也不排除有些人并不困难但也来申领这个资助，如果大面积发生了，就出乱子了，弄不好就威信扫地。但是核实的成本很高啊，比如我们现在初中生的资助费是600元，一个四川的学生，从北京过去核查，单机票的费用就比资助的钱还多，这个钱花不起。

　　记者：怎么保证助学金真正到学生手里？

　　张保庆：我们曾想直接把这个钱寄给学生，但后来一想，如果把这个钱直接交给学生，可能会被家长拿走花掉。有人讲，何不给学生设立一个银行账户直接打进去？这是城市人的想法，一个农村的小学生谁给他设账户？我们搞过，行不通。我们最后决定先把钱交给校长或班主任，他们不是签字了嘛，同时也通知学生已经将钱寄给了校长、班主任了，让他去领。如果领不到，他就写信告诉我们。

　　现在有一个现象很令我忧虑。很多报纸都报道了，说很多学生没有感恩之心。这是一个道德取向问题。儒家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要知道好歹，不一定要去感激某个人，但应该感到这是社会各界对你的关怀，当然应该更好地学习，另外你长大了，不要你回报个人，但你也要好好工作，回报社会。一点感恩的思想还得有嘛。我们基金会现在还没发现这种学生，但是我非常警惕。

　　声誉比什么都重要

　　记者：很多慈善家普遍反映，向国有企业募款难度很大，您却成功募到不少款项，是不是捐款给张保庆，企业家们很放心？

　　张保庆：有这种因素。但基金会不能光靠我一个人，必须要靠声誉。我非常注意我们基金会的声誉和形象。我拒绝了很多单位和个人的捐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些我们不能接受的条件，比如他要做生意，要以我的名字注册成立一个公司，这个我不能同意。还有，他要我帮他的女儿上大学，这怎么行啊？我跟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讲，这种钱一分都不能要，有损基金会形象的钱再多我都不要。这一条不能打马虎眼。现在很多基金会，问题都出在这里。公益性基金会，都应该这么干。我这个人呢，有的人说我很开放，有的人说我很保守。凡是目的不纯的捐款，我都不要，哪怕你说得天花乱坠，我就是守住这块阵地。

　　这就是为什么我敢讲，我要办最好的基金会之一。这个话不是吹牛的，我是真的这样干，第一保证基金安全，第二操作要公开透明，第三基金会的人不谋私利，第四把钱送到最困难的学生手里，第五保证基金会持续健康地往前走。

　　记者：您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茶总是要凉的，趁我现在还有点余温，抓紧为基金会多募集一点钱！

　　张保庆：这是一个官场的规律。世界是很复杂的，你不可能要求人家，你当官时是这个样子，不当官时还是这个样子。茶是要凉的，这个我很清醒，也是一种世之常情。

　　我说，茶总是要凉的，但凉得有快慢。如果你这个人的人品好，你当官的官品好，那人家就尊重你，凉得就慢一些，也会始终有几个朋友。你当官的时候，官品人品一塌糊涂，那你下来之后，就会凉得很快。我自己的判断，我这个人的人品官品还是可以的，在任时，我对人品官品看得很重，拒绝了很多诱惑。有些人可能看到了我这一点。

　　记者：您把基金会的宗旨定位为3句话：向海内外广泛募集资金；重点配合政府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支持地方教育发展中的一些特殊困难。

　　张保庆：现在，我们的重点应该转到帮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上。现在政府和社会各界，要共同努力，一定要让学生完成学业，完成学业可不是都完成大学。小学和初中必须完成，高中是有选择，上高中的同学要让他把高中上完，将来考上大学的，如有困难，你要让他把大学上完。

　　当然，基金会不可能包打天下。帮助困难学生是党和国家的大政策。我们讲教育要均衡发展，空喊是不行的。我就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你空喊教育公平，做不到。而且，很长时间内都很难做到公平。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党和政府再加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能够让困难学生都能完成学业的话，这就是当前中国，实现教育公平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教育本身自然就和谐了。否则的话，谁有钱谁上学，谁没钱就不能上学，还和谐个什么？

　　记者：所以您在任上推出了包括国家奖学金在内的各项资助大学生的制度。

　　张保庆：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落实，不是空喊口号。国家奖学金，我当时设计的标准是比较高的，拿到这个钱，就是很大的荣誉。如同国外的总理奖、总统奖，拿到就是一种荣耀。一等奖8000元，还叫学校必须配套减免学费，我当时讲，要保证学生无忧无虑把学业完成。后来有人认为太高了。我当时想叫总理奖学金，朱镕基总理不同意，后来改叫国家奖学金。

　　记者：我们知道，在一些学校，这笔奖学金被分成几笔，分给几个学生。

　　张保庆：这就错了。我就害怕这点。这完全违背了国家奖学金的初衷。不能这么做。我们当时讲，拿这个钱，就是要人家有荣誉感！当然，他们这样做也有道理，因为困难学生比较多，总想面大一点。

　　我们还规定，大学每年要拿出10％的学费来支助贫困学生，可能不少高校没做到。在目前情况下，学生有穷有富，给所有的学生免费我们做不到，但是从学费里面拿出一部分来资助贫困学生，这不就很好了嘛，是一种贫富调整。

　　对于一些高校来讲，一些学生穷得连学都上不去了，困难却无人来帮，还谈得上什么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怎么培养的？还空讲什么德育、思想工作？我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你们搞什么名堂嘛，你们？！

　　受用一辈子的挡箭牌

　　记者：您常常对人讲您父亲对您的影响，您的古道热肠也是受了父亲的影响吗？

　　张保庆：我父母对我影响都非常大，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不是教育我如何帮助别人。影响最大的是父母教育我，人要有志气，人穷志不穷。我们家一直很穷，但是再穷父母都坚持送我念书。我父母在乡亲们之中很有威信，很有口碑。

　　我父亲对我有两个要求：不要贪财不要贪色。这个标准并不高，可现在很多人做不到。有些人，一旦有了一官半职就得意忘形，趾高气扬，忘乎所以。

　　记者：人们可以批评他们没有历史感。

　　张保庆：历史感？他们哪有历史感？说他们没有历史感那叫抬举他。这历史感是时髦词，这是抬举他了。我自己的看法，这些贪官，失掉了做人的基础。做人做官，必须先做人后做官。现在不少人，老想做大官，但并不知道怎么做人，乱搞。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并不是大道理。大道理是讲信仰，讲境界，他们都谈不上。有些人，心里是很肮脏的，话说得很漂亮，但是财和色来了根本挡不住。

　　不少人说是共产党腐败，我说不是，古今中外都有贪官污吏，这是一个社会现象，避免不了的。本质上，就是做人没做好。比如说，你一生要追求什么？要真正追求奢华，追求玩女人，这些东西来了，他根本挡不住。另外，作为共产党人，还有个信仰问题。没有信仰之后，自然把贪图享乐、享受荣华富贵当作目标。

　　记者：所以要感谢您的父亲给您一个挡箭牌。

　　张保庆：这是。另外，我还要感谢我所受的学校教育。不得不承认，当时学校对我的教育是成功的。那个年代，左也好右也好，各种运动很多，但做人做事的标准是清晰的。比方说，什么叫美，什么叫丑，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大家是清楚的，尽管里面有“左”的成分。另外，大环境较好，跟学校课堂上老师教的一致吻合，自然就容易被吸收。

　　有的人讲，教育办不好，那就多办监狱，我同意。社会和谐发展，首先教育要和谐发展。经济的发展可以按市场经济的道路走，但是社会的发展就不能简单按市场经济的办法办。市场经济不等于市场社会。你搞什么两极分化，有钱才有书读，没钱都没书读，这怎么行！

　　现在我们很多人，张口闭口就是市场经济，究竟什么是市场经济也没搞懂，更没有搞懂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记者：您到下面有被骗的经历吗？

　　张保庆：有，但很少。我衡量下属工作搞得好不好，从来不搞工作汇报。好多事情，要靠自己观察了解。另外，要创造条件，让人讲真话。咱们是农村出身，只要到下面去转一转，看一看，就心中有数了。我到地方去，大家都知道我的脾气，我跟他们实话实说，什么问题能解决，什么问题不能解决，该办的事情我立马就办，我不会打官腔，不会说等我回去再研究研究。当官会不会被欺骗，我告诉你，群众欺骗你，首先是你欺骗了群众。你欺骗了人家，人家就惩罚你。

　　记者：报纸上还说，您是一个“便当部长”，中午就在办公室吃盒饭。

　　张保庆：我们教育部的领导都是这样。我经历了5届部领导班子了，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一个单位作风的形成，光靠喊是不行的，要有实际行动。风气是靠带出来的，而不是靠讲出来的。

　　我跟我们教育部年轻的同志开玩笑，什么叫成熟：出去了，好的也可以吃，回来了，稀饭照样喝；出去之后，高级宾馆可以住，回来以后，自己的房子、床铺要睡得更香；此外，看来看去还是自己老婆好。钱是好东西，但是钱摆到自己面前，不该自己拿的绝不能拿。这就叫成熟。

　　现在，很多人怕谈人生观，其实人生观很简单。就是看你自己这辈子怎么过。这就是人生观。人一辈子都是在美与丑，善与恶，是与非的斗争当中度过。不管你同意不同意，这些事，必须面对，必须选择。

　　记者：世界上，很多国家高级官员下来以后，都投身到慈善事业中，目前比较令人瞩目的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张保庆：这，也可能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追求。我退下来，本来想过得更安静一点，更随意一些，但后来是接了基金会的工作，要把基金办成最好的基金会之一，那要花很多精力。

　　我们基金会现在还在创立阶段。美国一个基金会能有几百亿美元，我现在提出的目标是先募到10亿人民币。对基金会，我非干出名堂不可，如果身体不出毛病，我干到70岁。如果身体出毛病，我也想给后面的人打好一个基础。我们面临的压力非常大。比方说，今年申请的人有20多万，我们只资助了1．3万，我心里很不舒服。

　　记者：有人说，张保庆因为穷苦出身，有一种感恩心理，所以愿意干这个事情。

　　张保庆：也是也不是。作为一个部级领导人，光有感恩的心去做这个事情，那远远不够。不过也有这个因素，这个我承认。但是作为一个部级干部，首先要认识到位，资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宏观讲和谐社会，微观就是帮助学生完成学业，和谐教育。往大处讲，这关系国家前途。

(责任编辑：曾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