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河南项城、安阳报道

　　袁世凯其实出生在项城的另外一个地方，后来在袁寨生活的时间也很短

　　73岁的老太太袁启姝住在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村。这个因袁氏族居、兴建大宅而得名的村落，据说是“窃国大盗”袁世凯的诞生地和童年旧居。

　　每天搀着患脑瘫的丈夫出去散步的时候，老太太经常会不自觉地走到村中那片破落的老宅前。这座有150多年历史的袁氏大宅虽已残损零落，却因为曾是袁世凯旧居而染上复杂的色彩，而这里也凝结着袁启姝滋味难言的回忆。

　　袁启姝是袁世凯六弟袁世彤的重孙女，也是目前唯一一位居住在袁寨的袁家后人。其他袁氏后人或在开封、郑州，或已定居海外。老人出生在袁氏旧居，她记得自己的年龄，但具体哪一年出生已经“记不清楚了”。

　　曾经的袁氏大宅占地270亩，内有房舍200多间，外有高墙和护城河，宛然一座五脏俱全的城池。在大宅中长到11岁的袁启姝对于那些盛况却几乎了无印象。她所熟悉的，是那片被遗弃、被蚕食、荒草丛生的老房子，黑乎乎的让她害怕。“草丛里的蛇有这么粗。”老太太用双手比画出碗口大小。

　　这座老宅在沉寂了数十年之后忽然跃入了人们的视线。半个月前，河南《东方今报》的一则新闻称，项城市准备投资6500万对袁世凯旧居进行维修保护，为此，政府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动员，号召各机关、乡镇等国家工作人员每人至少捐出100元。

　　争议由此而起。支持者认为此举体现出现代社会对历史人物应有的一种尊重，也可以借此发展地方旅游经济；反对者说“不能借国贼之名赚钱”，这种大规模维修有褒扬色彩，会造成对历史认知的混乱。

　　故园凋零

　　坐落在豫东平原上的县级市项城隶属周口，传说中伏羲、女娲均建都于周口，道家始祖老子也出生于此。到了近代，作为袁世凯的郡望，这个小县城的名字常常被放在袁氏之后，成为袁世凯的别号。

　　袁寨村位于项城市区东南17公里，目前尚无公交车可通。村子200户千余口人，却有30多个姓氏，其中袁姓是绝对少数，而许多村民都是当年袁氏旧居内佣人的后代。这个中原村落曾因权倾一时的袁氏家族而兴盛，如今袁氏旧居仅存一隅，整个村落都是建在旧居宅基之上，但袁家人就剩下了一户。

　　在这个宁静的小村寻找袁启姝的住处相当轻松，村民们都认识这位有着特殊身世的老人。袁启姝的住处是一所普通的二层砖瓦楼房，带一个小院。房前就是当年袁宅的护城河遗迹，现在变成了浅浅的水沟，几只鸭子在里面扑腾着翅膀。

　　听说是记者来采访，老人并不惊讶，很自然地把记者让进屋内。她已经不止一次接待过远方来的陌生客人。

　　眼前的袁启姝衣着普通，不过气色很好，面容白皙，言谈举止之间透着一股淡定。她拉过一张小板凳，笑笑说：“将就坐坐，村里不像你们城里有沙发。”然后沉默，等着记者提问。她表达清晰，有问必答，不过并不多说，答完一个问题之后就继续沉默。

　　20世纪最初那些年袁世凯在北京的起起落落似乎并未影响到项城的这座老宅，袁启姝童年时代的老宅仍旧是热闹而繁盛的。解放战争期间，袁氏族人开始离开袁寨，各自分散。叔叔家一支去了台湾，袁启姝随父母来到几百里外的漯河，父亲随后病故。“没吃的，我们要过饭。”

　　解放后，母女俩听说“没什么事”，就又回到袁寨，“土改的时候，我娘俩还分到两亩地。”

　　袁启姝说，因为旧居已经归公，她们并没有回到老宅居住。“当时旧居被当作村里的仓库使用，我们成分不好，尽量避开老宅。”

　　袁启姝的姐姐就因为特殊的出身而遭遇波折。“她比我大三岁，17岁的时候就跟着解放军闹革命去了南方，后来‘文革’期间，因为袁世凯后人的身份遭到批斗，脑子受了刺激，老说屋里有窃听器。”1997年，袁启姝母亲去世，“我姐姐都没回来，她恨袁世凯。”袁启姝说。如今姐姐住在贵州，姐妹俩偶尔还打打电话。

　　袁启姝后来嫁给了村里一个年轻人，“我老头家原来是在袁家种地种菜园的。”

　　“文革”时期，袁氏旧居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当年院内保留的一些颁赐给袁氏家族的满清圣旨，之前已被村民拿回家做鞋样、垫铺板，此时全都被付之一炬。而城墙、炮楼以及许多房子都被拆除。“棺材、杂物等都往里面放，羊、猪随便进去，杂草有一人多高。”

　　袁寨只是个小地方。在外部更广阔的天地中，上世纪60年代，当年的陈伯达写了本小册子《窃国大盗袁世凯》，与《人民公敌蒋介石》相对照，为袁世凯进行了政治定性。

　　袁氏大宅曾是一座城池

　　今天作为项城县为数不多的知名景点之一的袁氏旧居位于袁寨村中央，门前有一个小小的广场。大门高五六米，青砖黛瓦，翘角飞檐，屋脊上狮、虎、豹等精致的砖雕暗示着屋主当年的显赫地位，与周围村民矮小粗陋的普通砖瓦房形成鲜明对比。这个大门，据说只是当年袁宅内院的一个侧门。

　　参观券20元一张。走进宅院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白色的雕像基座，上书“中华民国首任总统袁世凯”，基座上空空如也。旁边一面墙上写着：“袁氏旧居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字样。

　　院内的路面用青砖铺成，路边露出的泥土还很新鲜。院子里种植了不少柏树、棕树，还只有成年人胳膊粗细，显见也是新植不久。

　　残存的院落并不大，仅剩六七十间房屋，总共占地不到20亩，只有当年的十三分之一。许多房屋处于失修状态。有一间房屋屋瓦已经全部掀掉，椽柱暴露在风雨之下，其中的一面墙上还留着“文革”期间的红色标语：“要斗私批修”、“革命委员会好”。

　　在院子一角有一间保存完好的房子，青砖黛瓦，高六七米，分上下两层，门前挂了一块木匾，蓝底黄字，底色已经斑驳，上面用隶书写着“袁世凯出生地”六个大字。走进屋子，正间摆放着一张桌子，两张椅子，墙上挂着一些袁世凯的照片。两边的房间里各摆着一张清代的旧床，别无它物。

　　据当地文物部门的资料记载，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出生于袁寨。4岁时，袁世凯过继给叔父袁保庆为嗣子。1866年，袁保庆赴山东济南补用知府，袁世凯随嗣父离开袁寨。七年之后，袁保庆病逝，袁世凯和嗣母扶柩回到项城老家。在袁寨短暂居住后，袁世凯再一次离开，此后再未回到袁寨。

　　关于袁世凯的幼年生活，当地流传着一个故事。他4岁那年，捻军进攻袁寨，袁寨15岁以上的青年都拿起武器登上寨墙，鸣枪放炮，抵御捻军，家人让袁世凯登上城垣，袁“略无惧色”。

　　这里曾有过极其辉煌的历史。“你看那屋顶的小铁旗杆，那表示袁氏一族从袁世凯叔祖父袁甲三开始就文武双全。”管理人员兼导游侯金亮向记者解说。

　　袁氏家族崛起于清道光年间，袁世凯叔祖父袁甲三因战功显赫，屡受朝廷嘉奖，赏戴花翎，穿黄马褂。袁家自此声威大振，至清咸丰年间达到鼎盛，当时袁家食一品俸禄的六人，二品俸禄的三人，四品俸禄的一人，七品俸禄的三人，一姓同时13人受封，在中国历史上也属罕见。

　　袁寨村的袁氏旧居就是袁甲三所修，1851年开始修建，至1857年竣工，为了避捻军袭击，修筑了寨堡。经侯金亮讲述，记者可以想见一幅袁氏旧宅鼎盛时期的清晰图像：

　　这是一个带有明清特色的大宅，占地270亩，宽400米，长500米，并有两座吊桥及三道护城河。寨内按中、东、西轴线布局，共有248间房屋，分为中东西三组纵深院落，各具中国传统建筑典型的大门楼和前、中、后三节院，形成一个完整且风格独特的建筑群。

　　寨墙高达10米，四角有四个炮楼、六门大土炮，互相呼应，可以向外射击，也可以对射以对付爬上城墙的土匪。一到晚上，城墙上灯火通明，土匪都不敢靠近。当时，大门上挂着清朝皇帝所赐的牌匾，道光、咸丰、同治的都有，见匾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在袁氏家族鼎盛时期，四品官以下都不予接待。

　　“拾掇”袁宅的人

　　袁宅没有被全部拆毁应归功于开国上将杨得志。1976年杨得志到袁寨参观，见袁宅毁坏严重，制止了进一步的破坏，并要求当地政府将宅院作为历史文物保护起来。

　　又过了8年，1986年，一个机缘让袁启姝得以重新入住袁宅。这一年，袁世凯之孙、著名物理学家袁家骝与夫人吴健雄从美国回袁寨故里省亲。为了接待袁家骝，地方政府安排袁启姝母女重新入住袁宅，这时距她们离开袁宅已过了40余年。从此直到1997年母亲去世，袁启姝又在院内生活了11年。

　　袁启姝娘俩住在两间小屋里。在当时，袁宅仍然不是一个适宜居住的地方。“很害怕，晚上都不敢出门，不得已出来都是仰着脸走路，不敢低头看，蛇多。”母亲去世后，袁启姝就搬了出来。

　　不过，这时候的袁宅已经不用再担心被毁。也是在1986年，袁氏故居被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了1992年，有一个人开始自发地“拾掇”起袁宅，这个人就是侯金亮。“袁宅现在这个样子是侯金亮跟他几个闺女修成的，他没少费劲。”袁启姝说。

　　旧居内新铺的路面和新植的树木都是侯金亮所为。事实上，这样一座残破的宅院如今能够供游人参观并售20元门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凭一己之力维护袁氏老宅十多年。

　　50出头的侯金亮个子不到一米七，额头上深深的皱纹如刀削斧劈一样具有立体感。他的沧桑与袁宅有关。

　　侯金亮是袁寨村村民，1975年中学毕业后先后在项城、山东和北京从事建筑行业。因为职业的缘故，他对古建筑情有独钟。袁氏故居被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由于缺少经费，当地文物部门一直没有动作。侯金亮从1992年开始“拾掇”起袁氏旧居，“一方面是喜欢古建筑，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不是说谁开发谁受益嘛，我觉得挣了钱不能用来盖房子买地，应该投资到文物保护上。”

　　侯金亮把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到了维护袁氏旧居上。十几年下来，他几乎成了袁宅包括袁世凯家族研究的一位专家，对袁世凯的一些历史资料他可以大段背诵。

　　侯金亮能够指挥的就是自己的妻子和四个闺女，一家人在割草、铺路、种树中度过了十多年，“光割草割了两三年，那时候孩子很小，钻到草丛里就看不见了。”同时，侯开始在村里收集袁宅旧物，比如床、桌子等。“一张床我就花了一万块，后来有人出十万想买我收集的四张床，我不卖，我觉得这是项城的文物，不能卖。”

　　如今一进袁宅大门所见的雕像基座也是侯金亮1996年花钱修建的，袁世凯的雕像本来已经在山东做好，但后来由于担心敏感没敢运回来。侯金亮说他把搞建筑挣的钱都投进去了，“总共有30万左右吧。”

　　项城文物部门见侯金亮很热心，1995年市博物馆委托他对袁宅进行管理。侯说，当时双方“正儿八经”签订了协议，“维修好之后我可以开发受益。”他还告诉记者，2005年他获得了河南省文物保护先进人物称号。

　　袁氏旧居如同温度感应器

　　侯金亮的私人维护使袁宅渐渐恢复了生气，也有一些游客开始慕名而来。此时，在外面的世界，知识界对于袁世凯的评价也开始试图突破政治定性的框架。

　　20多年来致力于袁世凯研究的广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骆宝善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从一些具体问题开始，比如袁世凯的练兵等改革，继而延伸到研究他的经济、社会改革措施，再上升到把他置于清末新政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对袁世凯的研究视野逐步敞开，对他的评价也正在朝一个更为客观和公允的方向发展。

　　“袁世凯受后人诟病的主要有几条，一是戊戌变法中出卖维新派，二是辛亥革命之后窃取革命果实，三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四是称帝。”骆宝山对这四条条分缕析，“平心而论，袁世凯的一生唯一一件能说对不起国人的就是称帝，对于其他几件事情的史实认定，学术界渐渐有了新的看法和探讨。”

　　骆宝善说，最近20年袁世凯的传记国内出了不下10本，越是晚近的书越试图对袁进行客观评价。除了纯学术论著之外，在公众中引起较大影响的有唐德刚所著的《袁氏当国》以及电视剧《走向共和》等。

　　偏居项城的袁氏旧居如同一个敏感的温度感应器，接收到了来自北京、广州等地的大气候变化。侯金亮清楚地记得，2003年电视剧《走向共和》播出之后，全国各地以至其他国家来袁寨参观的游客数量增长明显，“五一、十一黄金周大概每天有几百人。”

　　据项城市博物馆馆长张金云介绍，因为对袁世凯历史评价的敏感，项城失去了好几次维修开发袁宅的机遇。“我们2003年就制定了袁氏故居维修规划，2004年和2005年河南省文物局两次下发了关于袁氏旧居保护规划方案的批复，当时省财政厅立项一次1500万，但是市里担心敏感。”据说曾有一家上市公司愿意投资6500万维修袁宅，最终也未能合作成功。

　　这种犹豫不绝同样与大环境有关。骆宝善告诉记者，虽然近年来学术界对袁世凯的研究正在客观化，但是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对袁的主流评价并未改变。

　　同在河南，6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安阳袁林(袁世凯墓地)也遇到了与袁宅类似的情形。安阳市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告诉本刊记者，袁林目前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第四、第五、第六次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评选时，袁林都曾申报过。“十年前申报的时候，文物专家想不通为什么要为‘窃国大盗’申请国保，不过后来再申报的时候，在专家层面就基本不存在这种障碍了。”

　　秦涛向记者表述了项城市在此事上的一个原则：“对袁世凯的功过是非，自有历史去评说。我们实施袁氏旧居维修保护的认识基础是：开放思维，搁置争议，物人分离，警示后代，保护利用并重，既不‘歌功颂德’，也不‘恨乌及屋’。”

　　对项城市政府来说，目前更大的顾虑来自互联网。“从网上的意见可以看出来，有人说袁是反面人物，给他修故居是开历史倒车。”秦涛说。

　　“我们的宗旨是今后将袁宅办成近代史研究基地和爱国主义基地。”张金云这样描绘袁宅的远景。

　　“强卖”袁宅？

　　游客的增多使袁氏旧居产生了经济效益。1996年时，侯金亮对门票的定价是5元，但当时游客极少。到了2005年，侯将门票提高到10元，仍有不少人前来参观。侯金亮看到自己十多年的心血开始产生回报。但是令他始料未及的是，项城文物部门开始要求接管袁宅。

　　2005年4月，项城博物馆领导以口头形式通知他，袁宅是属于国家的文物，政府准备接管，但是对侯怎么补偿并未给出说法。“我抱着顾全大局的想法，接受了要求。”不过侯说他仍然想不通，“1986年袁宅就是省文物保护单位了，为什么当年让我看护？”这时候，10元钱的门票刚卖出100张，政府接收后将门票提高到20元。

　　如今，市博物馆派了两名女工作人员每天到袁寨上班。侯金亮仍然住在袁宅，负责扫地和夜里看门，“三个人一个月总共只有860块钱。”侯的四个女儿由于一直跟着父亲维护袁宅，耽误了学业，也没有像同龄人一样外出打工，“现在她们天天埋怨我，闹意见，我也没办法。”

　　“我觉得政府应该接管，靠我一个人的力量肯定维护不好，我只求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侯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很无奈。11月29日，项城市文物局副局长秦涛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承认侯金亮对文物保护很热心，“他说投了10来万元，我们不会叫他吃亏。”

　　卷入到袁宅重修风波中的远远不止侯金亮一个人。

　　2006年11月2日下午，项城市袁氏旧居维修保护及基础设施建设动员大会在市委党校召开，市四套班子相关领导悉数出席，号召“动员全市上下统一思想，克服困难，抢抓机遇，共同支持和参与袁宅的开发建设，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使文物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此后，各单位开始捐款，《东方今报》的报道称，普通工作人员要求捐100元，副科级200元，正科级500元，副处级1000元，并且一些单位直接从员工工资中将捐款扣除。

　　对此，秦涛告诉本刊：“不能否认各单位领导素质不一，有的可能变味了，但我们确实没有下派任务说每个单位要完成多少捐款，对存在的问题我们发现一起就处理一起。”他多次强调，捐款是出于自愿，至于从工资中扣除一事，他认为不可能，“教师现在的工资都是月底直接由财政部门打到卡里，并不通过教育系统。”

　　本刊记者通过调查发现，目前项城市许多部门的捐款已经完毕，而且也确实存在从工资卡中被扣除工资的事实。一位年轻的高中老师告诉记者，半个月前校长在开教职工会议的时候动员大家捐款，不久后他的工资卡里被扣除了100元，而他的月收入只有八九百元。另外一所中学的一位中年教师也向记者透露，他们学校400名教师都被扣了100元，副校长捐200元，校长捐500元。

　　袁寨所在王明口镇的赵镇长也坦率地告诉本刊记者：“镇里干部一共捐了一万多元，我捐了500元，这没什么好保密的！”

　　秦涛的另一个解释是，捐款将被折合成参观券，“捐20我们给一张门票，捐100元可以领5张门票。”但是，记者接触到的受访者都表示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

　　中部小城的振兴冲动

　　撇开种种质疑的声音，政府的维修和开发方案的确使袁氏旧居获得了一个新生的机会。除了对强扣工资不满，受访的市民以及袁寨村民都很支持修复故居，因为能够发展当地旅游业。袁寨村的一些村民甚至停下了正在盖的房子，“等着搬迁呢！”一位大爷说。

　　项城市博物馆馆长张金云是保护方案的参与者。他说，目前的维修方案重点保护270亩以内，眼前能做的是对现存的文物进行维修，修旧如旧，“至于是否按原样重建，按照文物法规定还需要国家文物局审批。”

　　至于6500万怎么用，张说主要用于现存文物的维修、道路的建设、村民的搬迁、绿化、防火设施的配备等，“如果总体恢复可能要两个亿”。

　　这样一笔巨资对于经济不甚发达的项城有点不可想象。至今项城人唯一能够引以为豪的可能只有“莲花味精”。这个被评为首批“中国名牌”的产品出口量占全国年味精出口总量的80%以上。走在项城的一些街道上，能够明显闻到从味精厂里飘出的类似臭鸡蛋的味道。

　　2005年，项城市GDP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而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02亿元。项城市政府宣传部一位官员说：“我们的财政收入刚够发工资，这已经好多了，前几年工资都被拖欠。”

　　秦涛告诉记者，重修袁宅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四块：市财政拨款2000万；市场化运作，找企业进行股份制合作；第三块是从省里争取专项维修经费；另外就是“吸纳社会闲散资金”。

　　秦对未来的前景寄予美好的愿望：“现在门票是20元，比较低，维修之后门票仍然是20块。低门票是想吸引更多的游客过来，为项城带来综合效益：吃、购、游、招商引资。”

　　项城市文物局曾几次找到骆宝善进行相关咨询。骆宝善说，从历史资料看，袁氏旧居与袁世凯的关系并不大，袁世凯其实出生在项城的另外一个地方，后来在袁寨生活的时间也很短。“他们把袁氏旧居作为文物保护起来没什么问题，关键是怎么做，我建议他们叫‘袁家大院’。”

(责任编辑：黄成勋)